杨维中：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初聆声相，寔等昔师，容仪顿改，致此无悟。于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庆相循，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

这一段对话是说，当朝的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杨休之等出仕前都曾经向张宾（道宠）问过学。张宾（道宠）出家之后几人一直未曾相见，而且他们三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宠师就是昔日的老师，而道宠认出了他们三人。师徒相认，悲喜交集。三位高官将此缘由报告给当朝，朝廷给予道宠很高的礼遇。由于这三位的生卒年有线索可考，因而可以借此大致界定道宠生年的范围。

经查考，魏收生于506年，最初凭借其父功，任北魏太学博士，在当时享有文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北齐时，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奉命开始撰写《魏书》，四年后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学上与魏收齐名，《颜氏家训》称赞他为邺地最值得称道的大儒。邢邵，卒年不详，生年为公元496年，比魏收年长十岁。杨休之，也作阳休之，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卒于洛阳，年七十四，则生年为509年。魏收、邢邵都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而休之则历北魏、东魏、北周、隋四朝。三人之中，邢邵最长，休之最少。这三位出仕都较早，入张宾之门学习儒学，应该是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已经38岁，以投身张宾门下十余岁计，此时的道宠应该至少五十岁左右。道宠壮年出家，此时也应该已经十年左右了。由此可见，道宠于西山“广寻藏部”的时间也不算短。

道宠于邺都的弘法活动是很成功的，“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从《续高僧传•志念传》所记载，志念（535—608年），“爰至受具，问道邺都”，先是从道长法师学习《智论》，“荷箱从听，经于数载”，其后“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从这一记载看，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年龄应该很大了。

从上述考辨可知，道宠是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

从现有资料看，地论北道的积弱不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道宣记载为菩提流支唯一及门弟子的道宠，一直在邺都弘法。而且，如前文所考证，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此时慧光早已经圆寂近二十年，而南道系的再传弟子也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了。北道是否弱到后继乏人，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寄希望于如慧光《墓志铭》般的考古发现来揭示了。从目前所见的资料解释，道宠的大弟子僧休、志念后来的弘法重点分别转向了“大论”和毗昙学，再加之唐代文献所说《摄论》出而助“北道”，二者叠加，北道之衰落似乎是必然的了。

一、道宠弟子概观

《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道宠“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不过，此五人，牢宜、儒果二人唯见于道宠法师传，法继、诞、礼三师除在《道宠传》中可见外，也仅仅在《志念传》中有提及。道宣唯一设本传的道宠弟子是志念。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意谓解非满抱，终于盖棺，乃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依据此中所说，当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时，诞礼、僧休、法继三僧在邺都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了，而此时道宠仍在邺都弘扬《地论》。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乃旋踵本乡，将弘法泽。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任城王于武平元年（570年）出为冀州刺史。而“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武平年前后，法继离开邺都至冀州传播《地论》，并出任州都，上述引文称赞法继为“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可以见出他所具的崇高声望。

二、僧休及门下弟子

关于僧休法师，现存史籍中有零星记载，从中可以见出其成就和声望都很高，至隋初，成为隋文帝立的“六大德”之一。

《续高僧传•宝袭传》称僧休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可见，僧休的籍贯是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宝袭传》又补充说：“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岛。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此外，《续高僧传•昙迁传》有“清河僧休”的提法。将这些记载联系起来可知，僧休于邺都在道宠门下学习之后，在北齐末年，至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传播佛教，名声远扬。北周灭齐并且于齐地毁灭佛法之后，僧休潜行于“本州岛”即清河。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宣帝即位，恢复佛教，僧休应召以“菩萨僧”的身份在陟岵寺弘法。

关于“菩萨僧”的来源，《广弘明集》卷十记载，天元皇帝（周宣帝）于大象元年（579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诏：“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惟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可见，周宣帝虽着手恢复佛教，但武帝时期被迫着俗服的僧人此时并未允许剔除须发重着僧服。此事最终实行的时间是大象二年，僧休在此年应召入住的应该是洛阳的陟岵寺。《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及宣政搜扬，被举住于嵩岳，德不孤峙，众复屯归。”《续高僧传•慧远传》记载：“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由此可知，前文所讲的与僧休同住于陟岵寺的“遵、远”就是洪遵、慧远，而洛阳陟岵寺也就是北周武帝毁掉、此时才恢复嵩山少林寺。

僧休是隋初文帝下诏征选的“六大德”之一。《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记载：“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开皇七年，下勅追诣京阙，与五大德同时奉见。特蒙劳引，令住兴善，并十弟子四事供养。”由此可知，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在各地征召“六大德”至京师，文帝并于大兴殿召见，然后敕命六大德及所带弟子住锡大兴善寺。从“清河僧休”的说法推测，此前僧休曾长期住锡于清河郡弘扬佛法。

与洪遵带十位弟子入京师一样，僧休也应该带若干弟子随行。《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

僧休在大兴善寺曾经参加过达摩崛多的译场。《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开皇十二年（592年），“仍勅崛多专主翻译，移法席就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沙门达摩笈多并遣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翻，又增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始末，诠定旨归。”几年之后，僧休就圆寂了。《续高僧传•灵幹传》记载，灵幹于开皇十七年遇疾闷绝，醒来后叙述说：

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俛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幹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幹，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

搁置这一传闻的真实与否勿论，单从道宣将其写入传中，即可知晓僧休一定于此前已经圆寂。净影慧远圆寂于开皇十二年，而隋文帝于开皇十六年设立“五众主”时立了僧休弟子宝袭为“大论众主”，如《宝袭传》所言“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由此可知，僧休圆寂于开皇十三年至开皇十六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僧休是道宠的高足，但他及其弟子在当时更多地是以宣讲《大智度论》名世的。《续高僧传》卷十五末尾的“论”中明确地说“僧休洞精于《大论》”。而僧休的两位弟子宝袭、无碍也是以精通《大智度论》而闻名。

释宝袭（545—626年？），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勅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至文帝升遐，起大禅定，以名称普闻，召而供养。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宝袭十八岁就皈依僧休，后来博听经论而以《大智度论》为重点。开皇七年（587年）随僧休入京，住大兴善寺，在其师圆寂之后的开皇十六年“补为《大论》众主”，住锡于通法寺。

释无碍（552—645年），姓陈氏。《续高僧传•无碍传》记载：“有晋永嘉，中原丧乱，南移建业。父旷，梁元帝征蕃学士。以承圣元年碍生成都，神姿特异，知有济器。九岁便能应对，十岁入学随闻不忘。入长安遇姚秦道安法师，安与语，怪其意致，劝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诵《太子瑞应经》。思寻圣迹，哀泣无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虽有弱冠，戒操逾严。”此中所说的“姚秦道安法师”，因其俗姓姚且是凭翊胡城人，因而称之为“姚秦”。《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有传。道安“进具已后，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更互谈诲，无替四时。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其后，在周武帝灭佛之前，撰写《二教论》与道士辩论。无碍在道安启发下，于天河三年（568年）出家。“建德三年，法门大坏，随缘陆沉，乃值泥涂，情逾冰王。开皇开法，即预搜扬，便住永宁。于齐大德超法师所听《智度论》，一闻教义，神思豁然，财食顿清，形心俱遣。”道宣称无碍为“秦州永宁寺释”，秦州即今甘肃省天水市。

无碍“又入长安学《十地》、《阿毗昙》等，时休法师于兴善寺命讲《大论》，辩析分明，义端无拥，然于文句颇滞弘通，因诵本文获六十卷。”这一段语意不是特别清楚。无碍在长安听《十地经论》是否跟从的是僧休法师，文中并无特别交待，倒是说无碍在僧休的安排下宣讲《大智度论》，因感到《大论》原文艰涩而改编为六十卷本。无碍圆寂于贞观十九年（626年）二月二十八日，春秋九十四。从这一段文字看，无碍同时学习了《地论》和《大论》，宣讲的重点侧重于《大论》。这也是僧休的做派。

从上述叙述看，僧休及其弟子弘法趋向已经明显转向，尽管不能确定是否一点都不关注《地论》，但他们以《大论》为重心是当时佛教界的一惯看法。道宣在《宝袭传》中继续写道：宝袭“有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恭少而机辩，见解有名，屡讲经论，京室称善，护法匡弼，颇存圣言。贞观初年，勅征为济法上座，纲维僧务，传芳季绪，后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为时须，故轮转无定，卒于任所。洪亦以荣望，当时绍宗师业，召入普光，时复弘法而专营浴供，月再洗僧，系踵安公，归心慈氏云。”依据此中所说，昙恭、明洪都精通《大智度论》，文中也未提及《地论》。

三、志念及门下弟子

志念是道宠的高足。道宣在《道宠传》未提及他，但却为其列有传记，足见他应该是道宠最有影响的弟子。

释志念（535—608年），俗姓陈，冀州信都（河北冀州市）人。《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大约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志念受具足戒之后，至邺都跟从道长法师研习《大智度论》，几年之后，便与诞礼、僧休、法继齐名。其后，志念游诸讲肆，“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由此观之，青年时期的志念是学通《大智度论》和《十地经论》的。

志念后来跟从当时著名的毗昙学大师慧嵩学习。《志念传》记载：“有高昌国慧嵩法师，统解小乘，世号毗昙孔子，学匡天下，众侣尘随。沙门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顾眄从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极堪为物依。”志念后来居上，超越了慧嵩大弟子道猷，成为慧嵩一系影响最大的毗昙师。

综上所述，志念所精通者有三：一是《十地经论》，二是《大智度论》，三是《杂阿毗昙心论》。

志念出师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冀州，“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此中所说的“任城王”高湝，是高欢第十子，天保初封王。《北齐书•任城王传》记载：“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武平五年（574年）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从“既属念还”的语义推测，志念至冀州时，任城王已经在冀州刺史任上。可见，志念回故乡的时间不会早于武平元年（570年）。志念在冀州，“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盛启本情，双演二论，前开《智度》，后发《杂心》。”弘扬的重点在《大智度论》和《杂心论》。“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法继为道宠之高足，志念的师兄。受到法继的鼓励和称赞，志念随即“频弘二论，一十余年。”此中的“二论”指的是《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至隋世，他以弘扬《杂心论》为己任。

北齐灭亡，周武帝于齐地毁佛，志念“遂乃逃迸海隅，同尘素服。重寻小论，亟动天机。疑虑廓销，竚聆明运。值隋国创兴，佛日还复，勅访之始，即预出家。”即便是在危难之中，志念仍然致力于研习《杂心论》等经典。开皇初年重新出家之后，志念大概重归冀州弘法。开皇四年（584年），志念之弟沙门志湛将志念感叹自己所学《迦旃延阿毗昙》未能传授之事告诉明彦法师。“彦，《成实》元绪，素重念名，与门人洪该等三百余人，躬事邀延，阐开《心论》。”从文中的表述看，明彦邀请志念到其所在的渤海弘传其学而并非拜师。

志念“撰《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如汲郡洪该、赵郡法懿、漳滨怀正、襄国道深、魏郡慧休、河间圆粲、俊仪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寿明儒、海岱圆常、上谷慧藏，并兰菊齐芳，踵武传业。关河济洽二十余年。”道宣在罗列了志念十二位高足之后所说的“关河济洽二十余年”，应该是指志念弘扬毗昙学的时间。

开皇十七年（597年）后，志念又应汉王杨谅之邀至晋阳。当年，汉王迁任并州总管。《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隋汉王谅作镇晋阳，班条卫冀，搜选名德，预有弘宣。念与门学四百余人至晋阳。奉礼西并，将承王供。谅乃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灵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开义寺是也。劳问殷至，特加尤礼。”汉王又令志念于大兴国寺讲经说法，“先举《大论》，末演小乘”。志念于此所弘扬的仍然是《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在晋阳，志念的弟子“其知名者，则慧达、法景、法楞、十力、圆经、法达、智起、僧鸾、僧藏、静观、宝超、神素、道杰等五百余人。并九土扬名，五乘驰德，精穷内外，御化一方。”此后，志念于仁寿二年（602年）跟随汉王至京师长安讲经说法百有余日，“王又与念同还并部，晋阳学众，竚想来仪。王又出教令，于宝基寺开授，方面千里，法座辍音，执卷承旨，相趋阶位。”在晋阳宝基寺弘法两年后，隋文帝驾崩（604年），隋炀帝即位，汉王举兵反抗，志念“乘衅还里，与沙门明空等讲宣二论，绍业沧溟，望风总集。”依据此文可知，在汉王反抗炀帝的战争爆发后，志念逃到自己的家乡。而文中的“沧溟”是指沧州。前文说，志念为冀州信都人，而沧州则是北魏熙平二年（517年）从瀛州、冀州各划出一部分另设的，因濒临沧海，故取名“沧州”，前文则称“沧溟”。大业年间，朝廷屡屡下诏征其至洛阳慧日道场，志念未赴。以大业四年（608年）卒于沧土，时年七十四岁。

如上文所叙述，道宣罗列的志念弟子很多，但有两个特点：其一，短期从事学习者多，并未与志念形成长期的稳固的师承关系，如后文将详细叙述的慧休就是一例。其二，以《地论》为主要弘扬内容者很少，甚至兼顾者也不多。考虑到这些原因，志念弟子学习及传法的情形，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