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南京大学哲学系杨维中发表了题为《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隋唐以来的文献传说，地论师分为南、北两道，但关于具体原由、地点则有不同说法，遂引起今人的争论。古代基本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发生于洛阳，菩提流支在御道北译经，勒那摩提在御道南译经，二人因义解分歧而分别授徒，因而形成南道、北道的说法。二是说发生于相州，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分别在道北、道南教授徒众，因而形成了北道、南道两派。在古代两种说法的基础上，现代学者又衍生出几种解释，然缺乏基本的根据，大多属于臆测。

依据我们解读，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说法是：地论师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辈间于相州形成的。具体事态可能是在道宠及其弟子和慧光（包括慧光师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间展开的。下文我们先依据道宠和慧光的生平资料管窥二位大师之弟子间可能发生的事态，然后在引述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以考辨出的几个基本事实尝试对南北二道的形成真相作一说明。在直接分析南北两道的所指之前，有几个事实需要明确申述在先：

首先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与北道、南道形成的关系。史籍中未载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卒年，现代学者于是众说纷纭。在上文经过考辨，可初步断定：勒那摩提圆寂于北魏末年，很大可能是在孝武帝时期（532—534年）圆寂的，而菩提流支可能圆寂于东魏初年，具体年代无考，但不会早于天平二年（535年）。勒那摩提圆寂于洛阳，菩提流支于北魏分裂并迁都之后，北上到了邺城，并在邺城继续译经授徒。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要点是，现存史料中没有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经的记载，而有佛陀扇多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起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典的记载。因而日本人布施浩岳的解释是有问题的。他以为流支与摩提在洛阳异寺而居，流支住永宁寺，在洛阳城西第三门道北，摩提可能住白马寺，在西郊第二门道南，根据他们所住寺院一在御道南，一在御道北，因此有了南道、北道之说。考虑到如上文所叙述的，佛陀扇多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曾经在一起翻译过《十地经论》，尔后分开二处翻译，因此，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场翻译也是可能的，但这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而且菩提流支翻译的地点屡屡变迁，并非都在洛阳御道之北。

第三个要点是关于道宣《续高僧传•道宠传》相关说法的确切解读。道宣其文说：

一说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这段备受重视的语句，意思其实很明白，南、北二道的分野是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弟子辈之间发生的。但引起后世不同解读的是“洛下有南、北二途”一句，很多现代学者依据此而主张二道的成立是在北魏末年的洛阳。其实，就在《道宠传》之中，道宣已经明确说，道宠是在邺都皈依菩提流支为及门弟子的。仔细揣摩，道宣的原意似乎是，由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之间在洛阳发生的若干分歧，使得二人之弟子也显现出差别和争议，由此形成了南北“二途”。只要不将道宣的这一叙述理解成早在洛阳时期二人的弟子就已发生争议，形成不同派别，就不算曲解道宣的原意。换言之，道宣只是告诉人们，道宠和慧光及其二人弟子之间的分歧导源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不同的教说而已。

其实，在洛阳时期，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弟子之间也并非一定形同水火。有证据表明，后来被当作南道开创者的慧光一直在努力调和二位大师的矛盾。前文已经引述过的《深密解脱经序》即可证实，慧光于永熙二年（533年）还参与了菩提流支翻译《深密解脱经》的工作。

第四个要点，在对于道宠和慧光的生平行事进行分析考辨之后，得出这样的事实：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慧光则早在元象元年（538年）已经圆寂。如此，地论师的两大系统，由慧光与道宠的竞争实际上变成了道宠与慧光的弟子们的竞争。

根据道宣所说，“菩提三藏惟教于宠”，也就是说，菩提流支及门弟子仅道宠一人。这多少有些奇怪，也许有特殊的缘由。在北魏、东魏时期来华的几位大师中，数菩提流支最精通瑜伽行派学说，如前文所叙述，他是印度瑜伽行派祖师金刚仙的再传弟子，而且菩提流支在北魏、东魏译经的时间也长于勒那摩提。现存史料中，勒那摩提不仅有如慧光等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高僧，而且在洛阳有僧达等数位高足闻名于世。但道宣却没有能够于历史的尘埃中找出菩提流支第二位及门弟子来，这是很可惜的。也许，当时菩提流支的势力和影响不如勒那摩提大，或者也许是因为勒那摩提有慧光等出色的弟子为其张目。

关于地论师分为南、北二道的地点，我们认为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七说法较为准确。湛然的原文是：

菩提流支《法界论》云：佛成道后四十二年说《法华经》。北人者，诸文所指，多是相州北地道论师也。古弘地论，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计不同。南计法性生一切法，北计黎耶生一切法。宗党既别，释义不同，岂地论令尔耶？

尽管湛然所说的“相州自分南、北二道”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但现代学者的解读仍然差别很大。如说：一般都说从相州去洛阳的通道，有南有北，两家学徒即沿着两道各别发展而得名。如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说，所谓南、北二道，乃是指从相州（邺都）通往洛阳的南北二道：道宠系散布在北道一带，慧光系散布在南道各地。笔者从湛然的上述文句中读不出这一意义来。而经过查考历史资料中关于南北朝邺都城市布局的叙述以及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湛然所说的上述语句的真实含义。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都分为北城、南城。北城为旧城，南城为东魏新造。

邺城始筑于春秋时期。东汉末年，邺城是冀州牧袁绍驻地。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攻占邺城，营建邺都。据左思《魏都赋》及张载注记载，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在邺城北先后发现道路六条：一条东西大道横贯城址，它的南面有三条南北大道，北面则有两条南北大道。东西大道以南的三条南北大道，自西向东呈平行对称状态。北区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西部则是皇家园林。园林的西面是铜雀台等三座台，宫殿区东面是贵族的集居区“戚里”。邺北城南区主要是居民区和一般官署。东魏时增建的邺南城则参照了邺北城的平面布局，但它较北城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西晋之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帝石虎迁都于邺约十五年，冉魏都邺约三年，前燕都邺约十三年。十六国后期，战争频繁，邺城逐渐残破，但城市基本格局未变。至531年，高欢以北魏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的身份驻邺。天平二年（534年），高欢以洛阳久经丧乱、宫室残破为由，迁都于邺。第二年，高欢因旧邺城窄小，动员七万六千人在旧城之南营建新宫。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动员畿内十万人，拆迁洛阳宫殿材木，运到邺营修宫室并筑城，城周长25里。历经四年时间，兴建起的邺南城，是东魏、北齐都城的核心区域。由此可知，邺城分为南城和北城，旧城为北城，南城在北城之南，紧靠东城。东魏和北齐的朝廷衙署就分布于南城。南城遗址目前已无痕迹，大部分已被漳河冲毁。

从上述描述可知，曹操修建的邺都分为北城和南城，中间有一东西向大道将城市分开。这与湛然所说“相州自分南、北二道”不是很切合吗？尽管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寺院的方位已经难得其详，但参之以现有资料似乎也可大致验证湛然所说很大可能是以相州（邺都）北城东西大道之分界言之的。

菩提流支在邺城的译经地点，应该在邺城般舟寺。如《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伽耶顶经论》二卷，天平二年在邺城般舟寺出。”天平二年（535年），南城尚未建成，此寺则可肯定在北城。史籍中未记载道宠所住寺院，从道宣等所记观之，道宠住于相州城北应该毫无疑问。

慧光所在的寺院是邺城大觉寺。《辩正论》卷三记载，此寺是北魏孝明帝修建的，孝明帝令“于邺下造大觉寺，窈窕曲房，参差复殿，风飙出其户牖，云霞起于檐楹，见珍木之相缭，视芳草其如积；须达金地，差得相方；迦兰竹园，犹难比拟。”慧光“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慧光高足僧范于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卒于邺东大觉寺” 。由此可知，僧范可能在慧光生前跟随乃师住于此寺。慧光另外一位高足昙隐，“年满受具，归宗道覆而听律部，精励弥久，穿凿逾深。后从光公，更采精要，陶染变通，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先至定州，“末还漳滨，阐扬斯教。仆射高隆之加礼荣异行台，侯景又于邺东为造大衍寺，重引处之。”昙隐在隋唐文献中被称为大衍法师，年六十有三，终于邺城大觉寺。 道宣称昙隐为“齐邺东大衍寺释”，而唐代文献中记载“齐朝大衍法师等立四宗教”，可见，他也从慧光处学习地论。如前所述，北邺城南被三条南北大道分割，而大觉寺建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因此，可推测大觉寺很可能位于北城南道的东城。

此外，慧光与其弟子法上相继为东魏、北齐“国统”。《历代三宝记》也记载：法上“魏齐世历为统都，所部僧尼咸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续高僧传•法上传》说：法上“魏齐二代历为统帅，……而上纲领将四十年。”《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及终相。因斯乖悆，四旬有余。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此中所言的“曹”即北魏设立的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衙署。《魏书•释老志》记载：“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慧光从大觉寺出发准备到监福曹办公，刚出寺院门，屋脊自行开裂，慧光返回寺院处理事务，但木块（或土块）落于其身前，慧光知晓这是自己圆寂的预兆。四十几日后，慧光圆寂了。慧光圆寂后，法上接续任国统近四十年，即从538年至577年（即北周灭北齐的时间）。

关于东魏、北魏时期监福曹的所在，可以肯定，在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春迁都南城之前，监福曹是在北邺城南道办公的。如前所述，北邺城之北道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与宫殿区隔大道相望的是一般官署。东魏迁都于南城之后，监福曹想必也会随迁。

不过，法上在邺都先住于定国寺，后自己在邺城西山建造合水寺。而邺城定国寺，《太平寰宇记》记载：“南台，《后魏书》云：东魏迁都，高丞相以南台为定国寺，做浮屠极高，其铭即温子升文。”这是说，高欢在迁都时候，将邺城的南台改建为定国寺。如此，则法上是住于北道的。

上述的分析说明，隋唐文献所记录的地论师分“道”的缘由是因邺都（相州）的城市布局而言之的。从上文所列举事实观之，大致存在菩提流支弟子住锡邺城旧城之北区，而慧光住锡于邺城旧城之南区等事实。但是，从慧光对菩提流支的尊敬以及长时期参与菩提流支译场等情况推测，加之菩提流支圆寂时间与慧光圆寂时间间隔不长，因此，如果真的存在南北道的对立，最大可能是在慧光的弟子辈与道宠及其弟子之间展开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北齐文宣时期，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遣僧义渊乘帆向邺”，请中土僧人回答有关佛法的疑问。法上在回答“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刚般若》等诸论，本谁述作？”时说：“《十地论》、《金刚般若论》，并是僧佉弟婆薮盘豆造，至后魏宣武帝时，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始翻。”此中未提及勒那摩提翻译《十地经论》之事。由此可见，法上至此时，门派观念尚不浓厚。尽管如此，我们以为，地论师分为二道，应该是事实。但具体是在东魏，还是北齐，难于遽然认定。

一、道宠行历

道宣于《续高僧传》卷七为道宠立了小传，可惜语焉不详，连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没有记载。道宣说：“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雄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鏕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副。年将壮室，领徒千余。”此中说，道宠原本为当时大儒雄（也写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为老师的副手，其后于“壮室”（即三十与四十余岁之间）统领教化徒众一千余人。

道宠出家的因缘也有传奇色彩。根据《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这位儒士张宾带领其弟子浩浩荡荡行走，到达赵州元氏县（今属河北省）堰角寺的旁边。张宾去寺院讨水喝，沙弥给了他们。但却问道：“具几尘方可饮之？”张宾平时不了解佛教，罔然无对。沙弥于是将水浇在张宾的脸上。张宾大为震惊，然后对其徒属说：“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当日，张宾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历试。以宾聪明大博，不可拘于常制，即日便与具戒。遂入西山，广寻藏部，神用深拔，慨叹晚知。”道宠出家的堰角寺，也叫应觉寺。应觉寺，位于飞龙山（封龙山）山脚。东晋高僧道安早年曾与其师弟法汰、僧光一起隐居于此山弘传佛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又记载灵裕、明赡都是于此寺出家而成为高僧的，其中灵裕为慧光的第三代弟子。

关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之事，《续高僧传•道宠传》说：“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从这几句推理，道宠开讲《十地经论》是在邺都，尽管此文未曾交待道宠到底是在洛阳还是在邺都拜师。然而，即便道宠是在洛阳拜菩提流支为师，因未曾出师，也就不存在与慧光分立为两道的问题，何况在邺城的前一年，慧光还在菩提流支译场参与译经呢？在听闻菩提流支三年传授之后，道宠自己撰著了《十地经论疏》，其中应该包含了其师的独特解释。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后，道宠于邺都开讲《十地经论》，引起轰动。

本传又记载了东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三人与道宠的对话，其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