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冲：元代滇僧圆护与普瑞

从著作来说，妙观著作无存，但普瑞著作《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今仍存世。由于妙观与华严有关著作《华严心镜》（两卷）、《元谈辅翼》（八卷）和外集三卷均未超过十卷，故从卷数来看，与现存普瑞著作并不相类。

总上可以看出，妙观与普瑞尽管有某些相近行实，但他们确实不是同一个人。在妙观圆寂后，普瑞在大理尚有活动。如果说陈垣先生“甚精审”的考订尚不能让不少学者相信的话，那么此前未见特别关注的圆护撰《妙观和尚道行碑铭》、普瑞撰《圆济兰若碑阴》和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元碑《故大理路差库大使董逾城福墓志铭》，足以证明普瑞与妙观并非同一个人。在研究普瑞时，将他与妙观混同是错误的。

关于普瑞得皎满（渊）禅师印可并列之于宋代之谬妄，同样是根据金石资料来讨论。据《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记载，皎渊是大理国人，段正兴大宝元年（1149）生，段智祥天开十年甲戌（1214）圆寂。如果普瑞曾参皎渊并得其印可，即使假定时间迟至皎渊逝世之年，普瑞当时20岁左右的话，那么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建立时，普瑞已逾古稀之年。不可能大德十一年（1307）还陪其师大休在昆明周围行化。再假定普瑞确实曾参皎渊，那么当元至元三年（1337年）普瑞撰《故大理路差库大使董逾城福墓志铭》时，他已近140岁左右。如果找不到其他旁证，不宜视为史事。综上可知，方国瑜先生所说“谓（普瑞得）皎满（渊）禅师印可，乃列之于宋代，尤为谬妄”，信而有征。

三、圆护、普瑞与崇圣寺的关系

先说圆护。圆护曾为崇圣寺僧。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证道歌》二碑、‘佛都’二大字，为寺僧圆护手书”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理圣元寺寂裕刊本《白国因由》卷末文将圆护与张惟忠、李成眉、买僧顺、凝真一同推为“崇圣五代祖”。与圆护曾为崇圣寺僧当有关系。但何为崇圣五代祖呢？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有文记大理地区僧人说：

“张惟忠，得达麽西来之旨，承荷泽之派，为云南五祖之宗。

李贤者，姓李，名买顺，道高德重，人呼为李贤者。唐南诏重建崇圣寺之初，李贤者为寺厨侍者，一日殿成，诏讯于众曰：“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众未及对，贤者厉声曰：“中尊是我。”诏怒其不逊，流之南甸。至彼坐化，甸人荼毗瘗之，冢上时有光怪。商人裹其骨而货之，富人购以造像，光怪如故。诏闻其异，载像归崇圣，果贤者之骨云。西域僧谓其商那和修之应身，理或然也。

根据上引可知，除张惟忠外，其他五人都与崇圣寺有直接关系。由于张惟忠“为云南五祖之宗”，故李元阳《云南通志》中的“云南五祖”当指李成眉、施头陀、道悟、玄凝和凝真。不过，《滇释纪》对此有另外的记载。

按《滇释纪》的说法，李贤者与买顺不是同一个人，李为印度人，买顺为大理人。而且李是买顺的剃度师。由于《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中有“以金缙段宗牓为国老，张与直、李贤者为国师。建佛顶、莲宗、传心三寺，用罗写金字藏经一部，袈裟三十件，旗幡三十首。李贤者于寺中以心传心授纯陀大师佛法宗旨”一段文字，与上引《滇释纪》所记买顺师从李成眉能印证，说明《滇释纪》以李贤者和买顺是两人而非一人可从。

既然李贤者与买顺是一人而非二人，清初刊成的《白国因由》等书亦将李贤者与买僧顺视为二人，故李元阳《云南通志》所说“云南五祖”，未必即李成眉、施头陀、道悟、玄凝和凝真。《白国因由》将元代僧人圆护奉为“崇圣五代祖”，表明圆护不仅与崇圣寺有密切关系，而且由于其影响较大而被与张惟忠、李成眉等唐宋云南禅宗祖师相提并论，受到崇重。

再说普瑞与崇圣寺的关系。由于历代大藏经主要收录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的佛教典籍，故目前被收入大藏经的中国僧人著作较为有限，出自滇僧之手的著作更是屈指可数。而其中篇幅最大的，当推泰定二年（1325年）已被称为“华严宗主”的普瑞所集《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和所补注的《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前者如陈垣先生所说“《嘉兴藏》收之，清《龙藏》收之，日本《续藏》亦收之”。后者则收于《嘉兴藏》、《频伽藏》和日本《卐续藏》。诸本中以《嘉兴藏》最早，而《嘉兴藏》本的刊刻，又与丽江土知木增及其后人有关。

如上所引，陈垣先生曾指出：“《嘉兴藏》又有《华严忏仪》四十二卷，云：‘南中木道人于叶榆崇圣寺中得此，传自唐一行沙门。据父老传说，因大唐兵燹，有禅师普瑞传来，付在寺中。’其说不甚可信。”所谓南中木道人，即丽江土知府木增。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万历二十六年（1598）袭土知府。崇祯年间升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木增子木懿，天启四年（1624）承袭土知府。《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即木增、木懿及其木氏后人一同刊刻。方国瑜先生未能看到《嘉兴藏》，但根据《续藏经》中保存的相关材料，指出“是书为木生白得之于崇圣寺确为事实”，“是书应为普瑞所造，藏之崇圣寺逾三百年，而木大守得之，始显于世耳”。

《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为“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行沙门慧觉依经录，宋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明钦褒忠义忠荩四川布政佛弟子木增订正，鸡山寂光寺沙门读彻参阅，天台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载光寺即再光寺，在无量寺后，属大理古刹之一。虽然《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一书和其他史料中未见普瑞曾住锡崇圣的材料，但经普瑞补注的《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由木增在崇圣寺中发现，并出资在江浙刊刻，因此让普瑞与崇圣寺有了直接的联系。这是普瑞与崇圣寺发生关系的直接因缘。

四、相关结论

综上所考，可以对僧人圆护和普瑞有如下认知：

（一）都是元僧大休弟子。

（二）虽然在不少纸本文献中，它们都被说成大理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昆明人。

（三）都有从昆明到大理的经历。

（四）都与崇圣寺有关。圆护书法作品曾被视为崇圣寺五种可宝重器之一；清代著作中圆护甚至被列为崇圣寺五代祖之一。虽然普瑞未曾参访过大理崇圣僧人皎渊，但普瑞带到崇圣寺后由木氏刊印的《华严忏仪》，是为数不多的被收入藏经的滇人著述之一。

（五）虽然为禅僧大休弟子，但到大理后他们都以传教为主，或讲说经论，或增编著作，未以传禅为己任。普瑞甚至还被称为“华严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