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冲：元代滇僧圆护与普瑞

二、元代滇僧普瑞

普瑞与圆护同为大休弟子。陈垣先生对之有如下说明：

“普瑞著《华严悬谈会玄记》，长水以后，蔚为大宗，明万历十二年特颁入藏，题‘苍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嘉兴藏》收之，清《龙藏》收之，日本《续藏》亦收之，然普瑞事迹无考。汰如、苍雪，皆善讲《华严》，时称苍汰，然《补续高僧传》竟不能为普瑞撰一小传。《曹溪一滴》乃以妙观和尚当之。妙观《阮志》仙释类有传，艺文类言妙观名定住，所著为《华严心镜》、《玄谈辅翼》等，与普瑞无涉。李元阳《云南通志》十三妙观传，言妙观讳定，亦不言为普瑞。对陈垣先生的论断，方国瑜先生予以了肯定，并略作补充说：

“陈说甚精审。今搜得二事，可考普瑞之时代。《道光志•金石类》曰：‘圆济兰若碑阴，天历二年己已七月既望，比丘雪庭普瑞撰文。’注曰：‘文见寺观。’而寺观志失载，访碑亦未获，惟知天历二年普瑞居大理也。方国瑜先生精熟云南地方金石资料，他有关普瑞的看法颇有可取之处。首先是他“普瑞亦大休之弟子乎”的猜测，可以找到进一步支持的证据。

其次，虽然《佛光大词典》等书沿《曹溪一滴》之误，混妙观与普瑞为一人，但方国瑜先生“《滇释纪》既误妙观普瑞为一人，且谓皎满（渊）禅师印可，乃列之于宋代，尤为谬妄”的看法，同样可以找到确证。下面先说误妙观与普瑞为一人之误，再讨论“谓皎满（渊）禅师印可，乃列之于宋代，尤为谬妄”。

如上所引，陈垣先生已经指出云南旧志书中妙观所著为《华严心镜》、《玄谈辅翼》等，与普瑞无关；方国瑜先生指出《滇释纪》误妙观普瑞为一人。但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普瑞与妙观的关系问题，因为妙观所撰“《华严心镜》、《玄谈辅翼》等”，与“普瑞著《华严悬谈会玄记》”题材相近，“《滇释纪》乃本《曹溪一滴》说，混妙观、普瑞为一人”，所以除方龄贵等先生认同他们二人的看法外，近年来不少学者仍然沿《曹溪一滴》、《滇释纪》和《新续高僧传》等纸本文献之说讨论和介绍普瑞。真正可以为我们判断普瑞与妙观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提供确凿依据的，是未见于《全元文》，但见于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下文省称《未刻稿》）的《妙观和尚道行碑铭》。该碑铭为圆护撰并书，但笔者尚未见有人称引，故其与新资料等同。

综合碑文，可知妙观是大理赵州人，俗姓赵，名泰。宋宝祐五年（1257）年生。29岁投玉案山筇竹寺雄辩大师剃发出家，法名讳定，号妙观。初随雄辩学习《圆觉》、《四绝》，博通内外。至元辛卯（1291）后应段忠之请，在苍山再光寺阅藏，数载足不出户。大徳已亥（1299）到水目山，讲《首楞严经》，据说感金甲胄者现身护法，遂集《楞严纂要注》十卷；讲《金刚经》，满会咸睹白光轮菌而散辉于远，撰《金刚方语集解》两本。至大戊申（1308）到昆明，遇燕京云游僧渊讲师，率首请渊讲师开华严大疏。华严宗从此在云南得到兴盛。至大辛亥（1311），应大理总管明威公段正之请回大理，住持崇恩寺，开讲华严经，删定《华严心镜》两卷。皇庆壬子（1312），应中奉参政段庆之请，在感通寺清凉台再讲华严大疏，造《元谈辅翼》八卷，外集三卷。延祐丁巳（1317）回到昆明，住觉照寺。至治癸亥（1323）春圆寂，世寿六十八，僧腊三十九。葬于昆明商山，舍利莹然。部分舍利分大理，其徒德云等立舍利塔于金相寺南。著名的弟子有鉴无照、□雪溪、通元峰、智愚溪□尊宿等。圆护亦为其裔。

与妙观有详细生平年表相比，普瑞的记述虽然较少，但仍有可与妙观比较者。

就籍贯来说，元至元三年（1337年）立《故大理路差库大使董逾城福墓志铭》署“滇池比丘雪庭普瑞”，说明普瑞为昆明人，号雪庭。正如下文要说明的一样，他有相当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昆明。

关于普瑞的师承，如上引溥瑞撰《创建普照兰若碑》所说，是大休。

就行实来说，大德年间普瑞仍在昆明。元祐七年庚申（1320），普瑞住昆明宝洞山。但此后不久，普瑞即到了大理。圆鉴为大理人，没有材料表明他曾经到昆明，故他元泰定二年（1325年）投普瑞为师以前，普瑞已到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