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轩：揭开大觉寺内喇嘛式僧塔之迷

北京联大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包世轩（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北京做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佛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有着百世不替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北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僧人讲经说法风气较浓，是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中心。开展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佛教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定位。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开幕。北京联大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包世轩发表了题为《北京大觉寺内明代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僧塔考》的论文，论文叙述的佛塔位于大觉寺内，关于塔的建造情况与年代，此前从未有过确定的研究成果。著者通过塔的样式，结合历史文献予以考证，判断此塔建于1435年，是智光国师为他死去的老师印度僧人萨曷拶室里建造的。论文摘要如下：

一、智光的老师具生吉祥大师

关于具生吉祥大师身世，见载于明《补续高僧传》卷二：“具生吉祥大师传”。其传记中附列有印度高僧底哇答思大师事迹，他也是具生吉祥大师的嫡传嗣法弟子。而具生吉祥大师最有作为的弟子，正是著名的智光国师。另外，此传记中未记录具生吉祥大师元末在大都受到蒙古帝王礼遇的内容。

民国《新续高僧传》卷十八：“明金陵钟山寺沙门释班的答传”，笔者考证，所记也是具生吉祥大师事迹，对其生平事迹则记述得更为详尽一些。经与拓片对比，显然是取自明代见心来复禅师所撰写碑刻的内容。

民国《新续高僧传》卷十八，另有“明五台山寿安禅林沙门释具生传”，其实也是此僧，是同书内为同一人误立了两个传。内容中也有“梵书一帙与吾遗骸分至彼处，以足吾志”的说法，所指史事正是具生吉祥大师。在五台山所建具生吉祥大师塔，由明代高僧见心来复禅师撰写塔铭。

萨曷拶室里立志瞻礼东方五台山文殊应现之所，遂渡印度河，经突厥、屈支（龟兹）、高昌诸国，并沿途传授戒法，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方抵甘肃。后为朝廷迎入京师，住吉祥法云寺，颇受朝野僧俗之尊崇。明洪武二年（1369）赴五台山，驻锡于寿安禅林。又于洪武七年南下至明京。太祖于奉天门召见，赐号“善世禅师”，特颁银章以总领天下之释教，并建庵于钟山。洪武十四年（1381）示寂，世寿不详。着有示众法语三卷，译有八支戒本等。

二、元末具生吉祥大师所住吉祥法云寺旧址与智光的参学

具生吉祥大师，在元末大都时期声名甚高。元末至正年间智光在具生吉祥大师手下参学精进，地点也是吉祥法云寺内。元代吉祥法云寺旧址在北京西山凤凰岭，清末改为醇亲王墓址。

具生吉祥大师是中印度迦维罗卫国上座部高僧，元代来到中国，至正年间在大都唱法，深得帝室敬重。明初曾在五台山居住五年，教化甚众。洪武七年奉诏至金陵，被明太祖所留，倍受礼遇。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在朝廷设僧录司官，统领全国佛教。洪武十四年还规定僧人的服装：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

此间他的受业弟子底哇答思、智光等逐渐成长起来，并在其圆寂后接替了他的地位，永乐以来在北京得到皇廷信赖，弘扬印度及藏传佛教，并留下许多历史遗迹。尤其是智光以汉地人身份，经过努力学习，竟然精通梵文经典、礼轨，成为学贯中外的著名喇嘛教派高僧。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尤为令人敬佩。

三、关于大觉寺住持智光国师

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旧有元代建造的大能仁寺。明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赐大能仁寺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正统八年（1443）冬重新修盖……（正统九年胡濙撰《大能仁寺碑记》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这是明代智光国师主持大大能仁寺的历史记录，大能仁寺是智光国师一系西域僧人持守的弘法寺院，碑中并详细地记载着智光国师的御赐封号。

这位拥有印度具生吉祥大师嫡传弟子身份的智光国师，名播朝野，地位崇高。其实他并不是外国人或西藏人，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汉地山东济南府人士。

据明人王统《观贝叶经记》记载，京城大能仁寺内珍藏着明初由“胡僧”自天竺及“西域”携来之“番藏贝叶经”和“桦皮经”，即用“戈兰”树叶书写的梵文佛经。而寺内“西天僧”虽多是中国人，但其衣着装束却是印度佛教僧人的特征。

能仁寺中之僧众皆称为“喇嘛”，显然是仿自西藏僧号；所云“班的达”为“开山祖师”者，所指即元代初年维吾尔族学者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

大能仁寺原名能仁寺，元延祐六年为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而建造。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名必兰纳识里，初名只剌瓦弥的理，是八思巴死后仕于元朝的维吾尔族学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他曾用蒙古族文字翻译汉文《楞严经》，梵文《大乘庄严宝度经》、《干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这是元代能仁寺的历史情况。

明代洪熙元年，仁宗皇帝扩建能仁寺，特加赐大能仁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属印度西天教派及藏传佛教，当时，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约有20所，其中以大能仁寺、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以及大觉寺、三塔寺、西竺寺、功德寺等最为著名。

智光正是在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座下努力参证修学，并熟练精通梵文、藏文等文字，且具备渊深的佛学素养，因而在朝野获得崇高的声誉，由此获得国师尊贵称号。而智光国师著名弟子桑谒巴辣却是中天竺人士，明代在朝野及佛教界的声望也极为崇高。

北京西四北大街护国寺内旧有《大国师智光功行碑》，天顺二年（1458）立；《西天大喇嘛桑渴巴辣行实碑》亦天顺二年立（《宸垣识略》），记载他们当时在京城弘法的事迹。

智光，梵名雅尔鼐•罗密克，亦称雅纳罗释弥。洪武、永乐两朝他数次奉旨前往西藏，并陪同西藏政教领袖晋京谒见明朝皇帝。后奉明朝皇帝圣旨，出使西部邻国尼泊尔，成就卓著，深受帝室尊崇。《明史》卷299有其传记。   智光国师在北京主持过的寺院有：吉祥法云寺、崇国寺（护国寺）、大能仁寺、大觉寺、西竺寺、西域寺（三塔寺）、弘仁寺、广慧寺、广寿寺等，是一位才能出众、建树颇多的佛教高僧。尤其在明初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与尼泊尔、印度的友好交往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政教功绩极为突出。    另外阜成门外马尾沟旧有明代西域寺，旧有明正统十年（1445）碑，记述智光国师身世亦详。末称：“宣德十年（1435）入寂，世寿八十八，僧腊七十三，留偈而逝。偈曰：空空大觉中，永断去来众，实体全无相，含虚寂照同。”

住持智光圆寂后荼毗仪式的是藏地高僧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应诏代师入朝，其后他多次代表宗喀巴往返藏地与北京两地，他在五台山及京城两地弘法，北京法海寺正统年间兴建碑中也刻有他的名字，在明初释迦也失宗教地位极为崇高。

智光著名的弟子主要有桑渴巴辣、道深、释迦哑尔塔三人。

释迦哑尔塔也是汉地僧人，因宗承印僧萨哈拶释哩所传而取梵语法名，大致智光门人均类此，释迦哑尔塔为智光门人中与内廷关系极密切的人物，在成化时即已得宪宗眷遇。弘治初，有人上疏宪宗称“法王领占竹、扎巴坚赞等，佛子释迦哑儿答、国师舍剌星吉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仪之教。玉食锦衣，坐受尚方之赐，棕舆御仗，僭用王者之仪”。

疏内称释迦哑儿塔为“西番腥膻之徒”，显然是把“印度西天僧”和藏地僧人混为一谈了。“佛子”即西天佛子，据《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癸酉条载：释迦哑尔塔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经太监韦泰“传奉圣旨”，由灌顶大国师升为西天佛子。孝宗继位后，降京寺藏僧及“西天僧”名号等级，将释迦哑尔塔的佛子称号降一等为大国师，但不久又复为佛子。释迦哑尔塔终生受皇室优渥，弘治十四年（1501）圆寂前嘱其弟子“竭力梵修，以报皇上莫大之恩”。圆寂以后，被明孝宗追封为“静修妙悟灌顶大国师大智法王”。

桑渴巴辣是印度人、道深是播州人（遵义），在北京诸寺院都留下弘法的事迹。道深尤擅长作碑文，留碑尤多，遍及京城内外寺院。著者通过潭柘寺、功德寺、护国寺、云居寺关注这一印度佛教派系已有16年之久。

智光圆寂后，造塔于旸台山，建寺赐名西竺，弟子分舍利建塔各处。长徒桑噶巴辣以舍利造塔五台山，赐名普恩（今圆照寺）。少监孔公以发造寺瓮山之阳，赐名弘仁。觉义吾答耶室哩以牙建塔旸台之南，赐名广善。少监周公礼以师香火，建寺于宜山之西，赐名广寿。大国师吾巴帖耶室哩等建灰塔于荼毗所，即三塔寺也（三塔寺即西域寺）。

民国早期，周肇祥对大觉寺一带智光国师西天教僧团史迹有记录：智光国师舍利塔，建筑于西山大觉寺东部西竺寺内，显然是其圆寂之后所建。又下为大通法王塔，高约六丈，西番式，坚固完满。

塔前左为天顺五年（1461）碑，右为同年建安杨荣撰塔铭、东吴夏昶书、广平程南云篆额。

胜国寺有明正统十二年（1447）重修寺碑，是由“大觉住持袭祖沙门了彝撰文”、“大觉住持传西天教沙门吾答耶室哩篆额”，据此可知，自明宣德年间以来大觉寺分别由番、汉高僧同时担任住持。在胜果寺东部有大通法王塔，此塔即是智光国师舍利塔。

由此可知由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哩开创，智光国师传承的印度西天教僧团，是京城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佛教派系，仅旸台山大觉寺一带就有多座寺院，并建有历代祖师的覆钵式喇嘛僧塔。

四、大觉寺内僧塔是智光国师为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而建造

综上所述，大觉寺内这座覆钵式僧塔，显然为明初在京弘法的高僧而建，与智光师辈僧人有关。是宣德年间智光国师主持大觉寺期间，依寺院总体格局精心安排建造的僧塔。

这座覆钵式喇嘛塔具有明代初年的显著特征：全塔通高约15米，塔下为青石雕造的八方形基座，基座四周施用八个青石雕刻的巴达柱。基座以上是巨大的覆钵，东侧有眼光门，刻有菱花纹饰窗及火焰纹。覆钵以上是十三天相轮，顶部是连为一体的铸铁障日盘与宝珠。宝珠与障日盘相交处的周围，上部铸有蕉叶纹，下部为莲瓣式花纹，莲瓣之间铸有云纹三朵，宝珠底部与障日盘相交处，呈现出以带状物捆绑束紧的铸造形式。

此组纹饰下部为球面体并与障日盘顶部平面相交。障日盘的圆周如同幢盖罗伞般下垂，在铁质圆盖下垂部位铸造16个外翘莲瓣，每个莲瓣表面铸楷体“佛”字。整座塔的外形及十三天相轮比元代覆钵式喇嘛塔要肥硕得多。与八宝山现存的崇国寺元代“十方普同塔”相对比，其明代僧塔的形制差异更为明显。

另外此塔铁铸障日盘花纹与钟楼内悬挂的宣德五年（1430）铜钟相比较，无论是纹饰，还是铸造风格高度一致，都属于同时期的铸造工艺技法。从另一角度证实此塔是宣德年间所建造，这是一个较明显而充分断代依据。

元明两代喇嘛式塔多使用障日盘，又称华盖盘，如白塔寺内大白塔铜铸华盖盘；潭柘寺底哇答思塔的石雕障日盘。这种元明两代古塔上安置的圆伞盖状华盖盘，在清代已不再采用如北海白塔与元明两代华盖盘形制即绝然不同。

另外，塔基使用的细腻青石雕件，是一种细腻精良的石材，产自翠微山西侧的石府村。明代这种石材在北京地区广泛使用于皇家寺院建筑、陵墓建筑雕刻。明代建造戒台寺使用的则是山下马鞍山石厂村出产的另一种翠绿色青石。

从大觉寺明代历史上的佛教法脉情况分析，它最辉煌的阶段为智光国师主持时期。宣德元年宣宗皇帝大事修建大觉寺，命智光国师担任住持。智光的老师是印度高僧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智光秉承印度佛教法统，这一佛教派系与元明两代藏传佛教水乳交融，与中国内地佛教体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这一西天印度佛教法脉历经元明两代，均受到历代帝王礼遇，其开创者正是印度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

元朝灭亡后，他从大都到达五台山居止，明初洪武年间得到朱元璋赏识，奉召来到南京，具生吉祥大师圆寂于洪武十四年（1381），在南京、五台山都建有僧塔。宣德年间智光奉诏住持并修建大觉寺的过程中，把他恩师的宝塔建造在大觉寺内，作为彰扬祖师功德的标志性纪念建筑。这也是明代大觉寺一直由蕃、汉高僧同时出任住持，尤其是做为印度及藏地高僧居止修行的重要寺院的缘起。

据智光传记记载：“宣宗章皇帝即位，出内帑创北京旸台山大觉寺，俾居之以佚其老。并勅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恩德至厚，无以加矣。师乃出累朝所赐金帛及众信所施，倩工累石为塔于寺侧，期栖神于他日”。此处记载的建塔之事所指比较含混，一是指寺内现存的具生吉祥大师塔；另是指大觉寺东部胜果寺内大通法王塔，也就是智光塔。智光塔有正统十二年（1447）碑，显然是在他宣德十年（1435）圆寂后所建。故传记中的建塔事只能是指大觉寺内的古塔，而且是智光在世时出资并主持建造的。

另据正统年间罗亨信撰写《司礼监右少监孔公寿塔铭》（碑记）记载，司礼监太监孔哲与智光国师有法脉因缘。永乐年间，孔哲奉明成祖旨令“诣奉西天教智光大国师参问要旨，未几，遂得口传心授之懿”，“拳拳服膺不忘”。宣德十年（1435），智光病重期间，孔哲奉圣旨“于大能仁寺守护”。这是智光曾在大能仁寺居止的历史见证。

智光圆寂后，太监孔哲恭奉智光遗榇来大觉寺，负责造塔安奉舍利以及建造西竺寺等事。太监孔哲有感“人之寓世，光阴易迈，至道难闻，复念国师诲导深恩，殒首莫报，乃即师塔左偏建塔一座，高若干级，及菴一所，佛祠、门庑、钟楼、僧舍供用咸备，以俟己之一旦无常，则为栖神之所。”孔哲还令其义子六人出家为僧，“曰萨歇室哩、曰微拶耶室哩、曰啰的纳巴辣、曰不答星曷、曰不罗疑牙萨葛罗、曰广惠，各给度牒，受西天教，守奉香灯，永永毋忽”（参见国图所存此碑拓片）。据此记载，为智光国师所建的大通法王塔则建造于他圆寂之后，已无疑义。

据此可知，大觉寺内这座伟巨的喇嘛式僧塔，依据塔的形制特点，参照大觉寺的历史，以及综合智光身世并主持大觉法席的经历，显然是智光国师为光大西天佛教法脉，为其嗣法恩师具生吉祥大师所建造的僧塔。

或许因宣德十年（1435）智光突然圆寂，此塔当时尚未最后建造完成，故无法由他为具生吉祥大师立碑以及书写文字并刻制塔额。其他人又没有资格去接续，遂形成现存塔额处的建造形式。应该说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欠缺，也是造成此塔历史悬疑的原因。此塔建造完成的时间当在宣德十年以后，较智光圆寂时间要延后一些时日。

明代洪武二年（1369），印度高僧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巡礼五台山，驻锡寿安禅林，传播印度佛法，明太祖赐号西天善世大禅师，圆寂后建塔于五台山普光寺。如果五台山具生吉祥大师塔尚存，可与大觉寺塔相比较。那么，这个历史谜团最终将获得圆满彻底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