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与日本佛教交流档案

1963年3月，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会长大谷滢润一行访问中国。（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1984年3月，本首相中曾根参观武汉归元寺。（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从赠送药师像到送还殉难烈士遗

一九五二年十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国佛教界代表托人转赠日本佛教界一尊药师像，在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五三年初，联名给中国佛教协会回信，对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表示忏悔，并热切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友好关系。是年二月由日本佛教界及日中友好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历时十一年(1953~64)分九批送还在日殉难的中国烈士三千余人的遗骨。当时存放烈士遗骨的日本东京枣寺至今仍然供奉着“病没华人灵牌”。一九六一年五月，该委员会委员长大谷莹润(1890~1973)率团访华，提交四万人的劳工名单，并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由日本佛教界一千五百余人签名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字簿，表达了日本佛教界希望中日和平友好、永不再战的坚定决心。

从“日宗恳”到“日中友好佛教协会”

一九五五年七月，为密切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友好联系，促进中日佛教友好交流，日本佛教界发起成立“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参议员议员、真宗大谷派的大谷莹润任会长，是当时日本佛教界对华交流的唯一窗口。它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关东佛教界为主成立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的前身。一九七四年十月关西佛教界成立“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这两家友好组织是通过赵朴初三次(1955、57、60年)赴日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两次(1961、64年)出席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以及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国佛教协会战后第一次邀请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曹洞宗管长高阶珑仙为团长的日本各重要宗派代表人物组成的“日本佛教亲善使节团”访华等活动、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交流的结晶。特别是一九六三、六四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分别隆重举行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促进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年四月，在邓小平、邓颖超等人的鼎力支持下，日本国宝鉴真和上像回国巡展，开展了规模巨大的中日友好活动。此外，“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1977)、“日中友好真言宗协会”(1978)、“日中友好临济黄檗协会”(1979)等日本佛教各宗派友好组织随后相继成立。而且，在立正佼成会开祖庭野日敬(1906~99)的积极斡旋下，包括中国佛教界在内的中国宗教代表团首次出席第三回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WCRPⅢ)普林斯顿大会(1979)。

从建立纪念碑到人才培养及文化交流

为进一步加强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中国佛教协会不仅着重恢复或修茸了与其各宗派有法缘关系的山西玄中寺、天台山国清寺、西安香积寺等祖庭，还修建了广东肇庆庆云寺荣睿法师纪念碑(1963)、宁波天童寺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1980)、国清寺天台宗祖师显彰碑(1982)、西安青龙寺惠果空海纪念堂(1984)、西安草堂寺鸠摩罗什纪念堂(1992)、山西玄中寺大谷莹润显彰碑(2000)等，赢得了日本佛教界的信任和高度评价。因此， 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代表先后获得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第十六届“传道功劳奖”(1982)、净土宗佛教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2)、立正佼成会庭野和平财团第三届“庭野和平奖”(1985)、净土真宗本愿寺派龙谷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0)以及日本政府授予外国友人的最高荣誉——“勋一等瑞宝章”(1992)。一九八六年，隆莲亦荣获佛教传道协会第二十届“传道功劳奖”。在此基础上，两国佛教界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始了具体的合作。如佛教大学迄今共为中国佛教协会培养了六批(1981、83、88、99、2000、2001)九名佛教人才、高野山真言宗一批(1989)二人、真宗大谷派大谷大学(1990、2001)二批二人;自一九八六年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还与佛教大学定期举行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一九九二年，我国开封大相国寺与日本临济宗大本山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

继续发展同日本佛教界的友谊是我国佛教对外友好工作的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随着中日两国佛教界的频繁往来和不断深化，如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是摆在双方首脑面前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黄金纽带”由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