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是光绪十二年夏历十月初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的，初到就进堂念佛，因为那时的寺院一般是从十月十五日就开始正式打七了，直到腊月廿五日后堂中才解七放香，准备过年。大师打完佛七，则留常住过年。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朝拜山西北五台山，即文殊菩萨应化道场之清凉胜境。

据《文钞三编卷三·大师复陈伯达书一》云：“光绪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清凉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大师又在《文钞续编卷下·重修清凉山志序》中云：“忆昔光绪十三年，在红螺山，告假朝五台（即清凉之别名）。欲请《清凉山志》，至京琉璃厂，遍问各旧书店，只得一部，因而购之。今为排印流通，俾后来易得，而释已遗憾，何幸如之。”这些文字记载，皆出大师书信中，但在朝拜北五台山的时间上稍有出入。但《印光大师行业记》云：“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梧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又云：“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特别是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中云：“此光绪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红螺山，从此未返长安，已三十八年矣）。”

既然大师在红螺山进堂参加冬季佛七，这势必要等到佛七结束才能擅自行动。因为那时堂里规矩甚严，凡是进堂念佛者在佛七期间是没有擅自离开的自由与权利。而冬季的十个念佛七要整整七十天时间，一般是到腊月廿五日后方解七。佛七完毕，已经是岁暮年残之际，常住势必要留师过年，这是出于佛教的慈悲与礼节。所以，就根据这几段文字，可以推论大师是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暂离红螺山而朝拜北五台山。估计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三·大师复陈伯达书一》所云：“光绪十二年朝五台”之语出于记忆之错，或是他人传抄之误笔。

凡去过山西五台山的人都知道，那里高出耸拥，叠翠环抱，四季清凉。如北台顶，便是在六月三伏天日亦常飞雪。大师正月告假离开红螺山，之所以没有急着赶往五台山，因为冰雪封山，道末开通。所以在北京各处挂搭，并先求得《清凉山志》一部，至三月方抵五台山。

一路上历经艰苦，备受辛酸。这次朝拜五台，大师在山中只住了四十余天就返回北京红螺山了。通过朝山，犬是感触到世人的不务实修之过错，在《文钞三编·复陈铂达书一》中说：“住山四十余日，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实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说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使其果见，其人必与随波打混者金踰各别。否则，文殊便不自重而轻以现身。所为何事？理即佛，即一切众生是，非指背尘合觉面言；若背尘合觉，则便属名字矣。”

大师一生弘扬佛法皆从平实处来，故在文字中从未透露自己这次朝拜五台的丝毫不可思议处，跟他人一样，平平常常。但这正反映大师的非同平常，之所以秘密保守是为了“不泄如来密因”故，以免招人讥嫌造谣故，以杜后人模仿弄虚故。

大师为报答文殊菩萨救苦情殷，度生念切之恩，在《重修清凉山志序》中说：“文殊菩萨：遭证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违寂光，现身尘刹，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其为七佛师、作菩萨母，犹属迹门之事；若论本地，则非佛莫知。虽尽尘刹界，无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识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为初机，设一应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种出世之善根。故从昔以来，与万菩萨，常住清凉宝山，演说一实之道，兼示不思议种种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印证真常；未成熟者，因兹增长。”足见大师深体菩萨之心也。

民果廿一年，因江西许止净居士之恳请请，大十以七十二岁之高龄开始搜集史料，遍查三藏，重新修订《清凉山志》，第二年作序流通。又因华严岭僧祈作一赞，以备捻诵之仪，大十作赞曰：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摄玄纲。

为七佛师提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成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