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版图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是两大文明板块。佛教的融入，让中国文化具备一种开放的心态，全力吸收印度文明的思想养份，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东晋十六国”、“北魏南北朝”、“宋辽西夏”以及“蒙元”时期，佛教是多个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促成了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体系；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佛教同时发挥了政治上的融和作用。

中国佛教的这种融合功能，充分表现了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的超越性，有助于增进中华民族彼此的认同感。

 一、夷夏论与边地意识

 大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诞生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刚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中国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中国”意识。华夏，是中国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中国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牟子理惑论》里就有“问者”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

 儒生从小学的是周孔之道，现在却要改学夷狄之术，岂不荒唐？这样的问难，在牟子看来，只是看到了孔孟言论的字面意思，而没有体会他们深层的“大道”，所谓“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轲所云，疾专一耳。”其实，牟子认为，学佛并不妨碍尊孔。不过，牟子在辩解时，援引中国传统的星象学说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这就委婉地挑战了传统的以“四裔五方”的中国意识。在后来的佛教徒中间，这股情绪演变成为一种“边地意识”。

 公元266年，曹魏甘露二年，朱士行，中国的第一个和尚，毅然决然，西行求法。从此以后，数以百计的中国和尚，涉流沙，渡鲸波，不远万里，前仆后继。他们有的像玄奘那样沿着沙漠绿洲上的丝绸之路，有的像义净那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求取真经。在这些求法高僧的心中，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华夏不过是未开化的“边地”。这种边地意识，促使中国人放眼看世界，放弃单纯的文化优越感，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这样的突破，中国文化就很难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结构。

 儒家文化虽有“夷夏论”，但是，中国文化向来就有提倡“和而不同”的传统，强调“和为贵”，这使华夏民族能够不断地包容其他的民族或文化。边地意识的出现，一方面是在挑战传统的夷夏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和谐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汉传佛教来说，既保存了印度佛教的根本大义，又能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坚持佛家理想的同时，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国佛教之所以能有自己的独立品格，这与历代高僧的努力有关，更与他们的边地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