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摹本《如意轮大士》

复次，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创制，其所绘人物衣服紧窄，后人誉为“曹衣出水”。张家样由梁张僧繇创立，其特点是骨气奇伟，运笔时把书法艺术的点、曳、斫、拂诸笔融会贯通，形成明快、潇洒的简淡风格。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因“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予线条的表现力以新的内涵，颇受大众欢迎。周家样是唐周窻所创，其特点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绘妇女形象以丰厚为体，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影响后世甚大。

与此同时，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就图案制作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变化不大，多是传统的云气纹、云山纹、龙纹及其它常见的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则罕见。佛教传入之后，图案样式大大丰富，出现了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卍字纹等，尤以莲花纹和佛光的大量运用，更增强了宗教艺术的表现力。就构图而言，先秦两汉时仅是平列所有形象，没有纵深和远近的空间关系的处理，缺乏立体感。魏晋以后，由于佛教美术的影响，焦点透视法得以广泛应用，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增强，栩栩如生而魅力无穷。特别是凹凸法的引入，使图画艺术具有了浮雕的审美效果。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梁人张僧繇即以此法绘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世咸异之”，致使该寺更名凹凸寺。今人范瑞华指出：“盖吾国绘画，向系平面之表，而无阴影明暗之法，自张氏仿印度新壁画之凹凸法后，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说矣。”据此可知，凹凸法作为一种绘画技法，处理的是三维空间、透视与色调对比诸问题，它给中国画家以巨大的启迪，不仅被画家所接受，而且颇受世人赞誉。在此基础上，后人又创造了“没骨画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天竺绘画理论中的“六支”说，对谢赫绘画的“六法”论也有影响。于此中外共知，无需赘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美术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如莫高窟254窟的“摩诃萨埵本生”所绘的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和275窟“尸毗王本生”中尸毗王割肉贸鸽的壁画，体现了佛教舍己救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与儒家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相契合；其285窟“须阇提品”之孝子故事，亦与儒家古老的孝悌观念相符；而33窟、113窟等大量描绘西方净土世界的壁画，则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凡此种种，皆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它们一直流淌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已斐然可观。如王逸《楚辞章句》就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可知绘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惟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