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源题字

二、南北朝的刻经书法

奇迹般的南北朝刻石，有这样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个是北魏造像刻字风格的多样性和率真随意性；一个是北周规模宏大的摩崖刻经和刻经字体的圆融自然风格。

为什么会形成这两大特色？为了回答这问题，我们必须检索一下南北朝的佛教史。

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从有关史籍记载看，恐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年盛况的写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朝野奉佛教，信士满天下的时期，却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使如火如荼的佛教两度猝遭当头棒打。

第一次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武帝采纳笃信道教的司徒崔浩的意见，发布诏令，悉杀天下僧侣，焚烧经卷佛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北地佛踪，一时遂绝”。但是，佛教自入中国后，经汉魏两晋五百余年的传播，已在广大的士民阶层深深地扎根，深受苦难的人们，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笃信佛道。突而其来的灭佛事件，当然不可能毁灭他们对佛的信仰，相反，他们按照佛的理论，把这种统治阶级对他们精神信仰的蹂躏理解为世间的苦难。所以，当佛教再度恢复时，这些信士对佛的崇拜便愈益热烈。于是一股以雕刻功德佛像，祈求神灵保佑之风席卷北方大地。这就是为什么北魏乃至西魏、东魏一百多年内造像石刻迭出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为什么这些石刻文字风格不一（如龙门二十品几乎一品一个面貌），结体开合起伏，重心欹侧，形貌乱头粗服，表现出鲜明的率真随意性的根本原因：刻字的主人是奉信佛教的中下层士民，一般地，他们是没有恪守书法艺术繁琐法则的强烈意识，从流传下来的不少刻字点呈三角，画呈方头直斫现象看，分明是未经书丹，直接凿刻而成。这里，书法作者的创作动机主要是压抑于胸中急于吐露的宗教热情，书法艺术本身的规矩却被淡化。所以，以造像石刻为主体的北魏书风，是北朝士民阶层佛教信仰的一种淋漓尽致的表现。

按理，这种典型的民间性质的书法是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的。但事实上流传下来的书迹不仅天真烂漫，而且不失规矩法度，可见当时的士民们书法艺术的素养还是很高的。更何况，艺术的东西，还有其特殊的一面：俗与雅的魔方往往被时间这位艺术大师所玩弄。古代人的服饰，未尝不俗，到现代却登高雅的舞台；古代陶制品，未必件件精美，但当它们深埋千年又重见天日，却是那样高雅无匹。清朝乾嘉年间兴起一股尊碑卑帖之风，六朝遗刻，尽成法书。这除了有意反叛当时的馆阁书风以外，与人类审美的归真返璞和寻根崇祖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北朝造像刻石更有一种浓郁的佛教思想，其审美价值的提高，以致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就是势所必然的。

第一次灭佛事件后的一百多年，北周建德年间，又出现了一次禁佛、灭佛。这一次与前一次不同，只是焚经毁塔，没有大规模的杀害僧众，“北齐寺庙悉充王公第宅，三百万僧徒惜命还俗”，一些高僧名宿被强迫与道士一并住进了“通道观”。这次禁佛，表面上压下了盛极一时的佛教活动，实质上也与前一次一样，丝毫动摇不了佛教徒的信仰，他们在等待法运重兴。果然，三四年以后佛禁解除，还俗僧人再度出家，高僧名宿聚徒讲经，以极大的热忱弘扬佛教。他们吸取“二武法难”佛典屡遭焚毁的教训，谋求永久保存的办法，于是出现了摩崖刻经这一佛教史和书法史上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