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19时，在一栋垮塌的四层教学楼下，薛枭终于获救。就在人们要将他抬上救护车时，他说：“叔叔，帮我拿瓶可乐，要冰冻的。”这个电视画面令无数人笑中带泪，泪中泣血。

大悲之后有大慈，因为汶川的生命之劫，因为川西北人顽强的求生渴望，因为素不相识的拯救者舍生忘死的救与治，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景，一句句让人落泪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刺痛了我们内心荒凉已久的慈悲心肠。

这一刻，自我自私的小我偃旗息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我苏醒生长，我们遗憾于不能亲历现场拯救生命，人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国人并不富裕，尽管很多人在过去半年的惨淡股市中损失严重，但慈爱的力量仍然如此澎湃——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捐献了149亿元的财物，其中捐款就达129亿元……这是一个亿万涓涓溪流汇成如海大爱的动人时刻。而在2004年之前，中国总共收到的捐款也仅有约50亿元，而其中近80%来自海外。

在一时的情感激动之后，人们会追问，自己的这一份情，这一份爱，可能对灾区上千亿元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如果是一盏及时的雨露，它能灌溉到灾区的禾苗之上吗？如果它是一张课桌，它是否能够坚固耐用呢？如果它是一所学校，万一同样的地震悲剧重演，它能够屹立不倒、护佑这些幸存的孩子悲剧不再吗？

给出肯定的回答吧！这不仅是慈善工作者的义务，更是其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它是对捐赠者之爱的真正负责，也是对被助者之痛的真正抚慰，更是慈善管理者对自身善与良知的誓言。如果这些善款不能物尽其用，不折不扣地支援灾区、扶危济困，反而给人雁过拔毛，给了极少数人以可乘之机，甚至衍生出贪污腐化的罪恶，那么，今天人们的慈爱越热烈，未来对社会的伤害就会越深刻于心。

我们会有足够的信心吗？我们不能把美好愿望仅仅寄托在慈善机构人士的觉悟上。现在，慈善通道仍不足够透明，让我们能够追踪每一笔款物的流向；现在，慈善组织仍然没有独立法人的地位，无法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无法追究其民事诉讼责任；现在，慈善机构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使得其容易受到上级主管者的干预，不排除会出现行政指令挪用款项的现象。

在这一份巨大的爱心善款面前，在这样一个巨大灾害重建中，对善款足额到位，捐赠物全部到位都有着非常高的专业要求。仅是在依然高危的地震带上建设校舍，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敢想象，如果这些用国人善款建起的校舍在未来的地震中坍塌，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

然而，现在，内地仅有7家全额免税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多按行业领域划分，慈善事业实际上高度垄断，垄断的惰性不仅增加了慈善成本，更因缺乏竞争动力去吸引具有企业家能力和公益精神的精英，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和细分化仍是奢望——假如现在就有非常专业的专建校舍的慈善公益组织，并有两家以上相互竞争监督，其对校舍长期质量安全负责，我们会放心得多。可现实中，慈善机构往往委托地方政府来建，可地方政府缺乏专业的建设和监督能力，难免增加更多的流程环节，层层缩水现象在所难免，谁又能确保不出现“豆腐渣工程”？

因而，对于我们的爱心而言，捐献并不是慈善的结束，而只是慈善的开始，作为捐赠人，我们有责任，有权利要求慈善机构更加透明化，定期公开所有地震救灾的资金、物资使用情况，定期跟踪报告诸如校舍重建的具体位置、进度、责任人、原材料采购等事宜，我们的大宗捐款应明确具体捐赠项目，并派人具体参与监督执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准入、监管、惩罚等制度，使之更加阳光灿烂，令黑箱操作无处存身，让更多有公益精神的专业精英投身到这个神圣而美丽的事业中来。

汶川大地震是一个危难，更应该成为一个转机。期盼从此我们的校舍成为城市中最坚固的建筑，再不会听到孩子被坍塌校舍压倒的悲鸣，希望从此慈善事业更加公开透明专业，没有可乘之机。

在头顶上的天堂里，已逝者望着我们，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遗孤安心学习，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老人从容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