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帝（452-465年在位）以后，是由献文帝拓跋弘（464–471年在位）、孝文帝元宏（471–499年在位）相继统治着北魏国。这段时期，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发展最繁荣的阶段，现在的一批主要大型洞窟，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凿出来的。这些大窟一般都是成双成对地组合在一起，彼此相邻，既有一些差别，又具有和谐统一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武州山崖面极为壮观的石质佛国世界。北魏的郦道元当年就曾亲眼目睹了这些宏伟的佛窟，在他的《水经注·漯水》中记录道：武州山一带的窟室，是“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概括而形象地道出了云冈石窟的昌盛。

这段时期的石窟形制与前阶段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平面大部分是长方形的，而且很多都有前后两室；在有的窟内中间立着通顶的方形楼阁式塔柱，有的则在大像的后壁开出了隧道式的礼拜道，可以看出，曾经在龟兹和凉州地区流行过的中心塔柱窟和大像窟的基本结构，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发扬。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云冈第二期的几组洞窟的基本情况。

云冈石窟第8窟鸠摩罗天像  北魏

第7、8窟是一组双窟，在云冈第二期的石窟中，它们是最早开凿出来的。这两所洞窟的平面都是长方形的，也都分成了前后两室，内部没有中心塔柱。窟内壁间的造像龛分成上下四层排列着，两所佛龛之间，有的雕刻夜叉托举着四级佛塔，有的则间隔着柱头装饰；在每排的列龛之间，往往是用植物花纹来装饰，使壁面上的总体布局既和谐又富有节奏感。第7、8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在前后室的壁面上又分层分段大面积布置了佛本生故事浮雕和表现佛传的佛龛。

第9、10窟的年代比第7、8窟略晚一些，是由孝文帝宠信的宦官钳耳庆时于公元489年建成的，无疑也是一组皇家的洞窟了。这两所窟里都立着中心塔柱，它们的前室设有一排立柱，构成了前廊，使洞窟拥有了气势雄壮的外观。第9窟的主像是释迦牟尼，而第10窟的主像却是未来的弥勒佛，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两窟的壁面上还布置了较多的释迦多宝对坐像。

第5窟主室的平面呈马蹄形，在正壁前方雕出一尊高达17米的大坐佛像，大佛的身后还有一条可供僧侣们礼拜的环形甬道。两侧壁前各有两身胁侍像，其余的空间遍布着大小佛龛，都是洞窟完成以后陆续开凿出来的。第6窟主室的平面近似于正方形，每边长约13米，正中立着一座粗大华丽的通顶方形塔柱，分为上下两层，每层每面都开着佛龛，刻着佛教中的各式人物形象。在中心柱上层的四角处，还各有一头象驮着楼阁式宝塔，属于云冈雕刻中极为特别的例子。窟内还雕出长达30余幅的佛传故事，是浮雕连环故事画中的杰作。另有一项显著变化，就是这两窟的大型佛像都改变了过去的右袒或通肩的服装，而穿上了褒衣博带式袈裟，这种服装很宽大，是从当时的南朝佛教艺术中学来的。菩萨的身上戴着帔帛，下身穿着宽大的长裙，也很符合当时汉族士大夫们的穿着习惯。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人，为什么让这些佛像穿由汉族人统治的南朝流行的佛装呢？原来到了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国内的各种矛盾都逐渐激烈起来了，而汉族和鲜卑族之间的矛盾就是极为突出的一顶。为了缓解这些矛盾，巩固鲜卑人的统治，年轻有为的孝文帝采取了各项政治改革措施，全面学习南朝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与生活习惯，他的目的就是要使鲜卑人全部汉化，使他们融合在广大的汉人中间。其中的具体做法有改鲜卑姓为汉性，如把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的名字也就叫作元宏了；命令所有鲜卑人一律不许再穿胡服，而改穿汉人的衣服。公元486年，孝文帝开始穿戴汉族皇帝的衮服冕旒上朝，从此以后，北方的鲜卑人就越来越多地改穿汉装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6窟里出现的南朝传来的褒衣博带佛装，正是现实社会中进行的革新在佛教界的反映。关于这种新佛装在南朝的发展情况，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讲到。总之，在这第5、6窟浩大的工程中，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与形式，就雕饰的富丽而言，也属于云冈石窟之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