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起来，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但是，佛教的无限制发展，也给社会造成某些不良后果，甚至影响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于是佛教便受排斥打击，佛教徒称之为“法难”。南北朝时期曾发生过两次法难，令佛教徒刻骨铭心：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时，一次在北周武帝时期。

“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灭佛废佛，在佛教徒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担心法难再起，考虑如何保护佛经，使其历法难而不毁，长存于世。前朝儒家刻在石头上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 经典给佛教徒以启示。

白带山一带有储量丰富的汉白玉矿藏，能够为刻经提供取之不尽的绝好材料。于是隋炀帝大业年间，慧思的弟子智泉寺僧静琬秉承师训，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那时刻经的有佛寺僧人，也有俗人工匠。僧人刻经属宗教职责，俗人工匠，需花钱雇佣。当时雇佣的工匠民夫很多，加之静琬所率僧人，早上从山外的住处进入山间，荒山野岭中采石刻经劳作，晚上再出山返回住处。徒劳往返，很不方便，实在有必要营建寺院。但是，由于刻经的经费有限，没有余财，静琬只好作罢。直到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六月，山洪暴发，杖引溪上游西山处的两岸崩塌，将山林上千棵巨大的松柏抛入溪中，又随溪流漂到白带山下，静琬这才如愿以偿，创建了云居寺。后来由于刻经和皇家建筑对汉白玉的持续大量开采，云居寺显然已不足以满足采石营宿和管理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石窝村取而代之，云居寺才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佛寺。

悠悠千余年。云居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贯串一线的石经刊刻文化。其石经不仅成为了研究我国佛教典籍和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物，也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文物。云居寺因此而得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