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道：上座部佛教的现代化宗旨并未离开"解脱生死"

核心提示：2016年2月18日，中国南传佛教史上最高规格的国际盛会——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暨帕松列和帕祜巴升座庆典法会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隆重召开。多国僧王、海内外上百位高僧，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海内外各界善信千余人共同见证了南传佛教的伟大盛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博士向大会递交了题为《南传佛教的历史地位与现实社会意义》的论文。宋立道博士认为， 究竟而言，北传大乘佛教的基本原则与南传上座部系所尊奉的道理完全一致。上座部系接受的主要佛陀教义，在大乘之中都可以找到,所不同者，是随不同的大乘流派而有不同侧面的强调，因而形成的差异。在以佛教的根本价值观为指导的国家和人民当中，佛教组织应对世俗社会的调整和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不可能摈弃人们对解生脱死的向往。这就是上座部佛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篇幅关系，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刊登全文第二部分：

佛教组织应对世俗社会的调整不可能摈弃人们对解生脱死的向往（图片来源：资料图）

南传佛教对现代化潮流的适应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当中，东南亚社会中的佛教，都同政治有着无法回避的紧密联系。近现代以来佛教僧伽中也不乏从理论到实践上积极关注政治的人。其实从根底上讲，佛教不可能是出世的。其价值理想可以出世，但修行实践的出家人，多半还得生活在世界上。越是进入现代，隐遁山林便越加不易。现代化已经将离群独居的僧人变成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佛教的化世导俗，就是其服务世间人生的功能与传统。这从来都与社会生活休戚相关。佛教繁荣的时候，正是与社会人群紧密联系的时候。服务社会、适应社会是佛教得以发展的前提。因此，佛教的比丘不能不关注着自己“衣食父母”。在农村，在旧时代，僧伽承担了社会的基本教育，平时则成为村民们伦理的指导者，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者。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比丘仍然承当基层行政的辅助功能，在城市也仍然是文化生活的组织者——尽管它的文化遭受着西方文化侵蚀。

东南亚佛教社会中依然保持了青壮年在寺庙中短期为僧修学的传统，因此，所有家庭也就直接地和亲密地参与了僧伽的宗教生活。由此，佛教功德业报和涅槃理想的观念依然成为农村社会中道德伦理的基础。从实用的社会层面上看，乡村的佛寺和僧人们依然处在社会联系的中心。佛教寺庙是农村小区中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药房，以至银行和农业科技、政治事务的咨询处。以缅甸、锡兰为例，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就认识到了：若非通过地方上的比丘僧人，在信奉佛教的农村，殖民地政府官员几乎是无法直接同农民打交道的。因此即令在殖民时代，乡村社会的基层结构仍然是部族酋领、村寨头人长老，以及最受人们依赖尊重的比丘。进入上世纪中期以来，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变迁，已经使乡村和尚的地位有了改变。佛教僧人虽然还是乡村的精英，但他们已经不再总是农村社会的中心。由政府推行的现代学校、医疗卫生、农业技术，都迫使佛教僧人必须响应现代化的和压力，积极地关心社会、服务社会。

佛教的参与社会，既是本着佛陀教诲的主，也是为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样一个面对现代化、不断走向人群、深入社会生活的过程，在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近代复兴中，都清晰可见的。独立之前，各国的佛教僧人们都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反抗殖民主义当局的斗争中去；独立以后，佛教在国家政治重建的过程当中，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中，回应现代化携来的普世价值观，对传统的宗教理想再加解说，助益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谋求正义与公平。

在这么一个目标下，上座部各国的佛教僧伽，要么积极响应政府的社会发展计划，参与农村的、尤其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要么僧伽方面主动地发起社会与宗教的复兴运动；与此同时，佛教僧伽也会配合国际上的和平进步力量，参与到众多非政府组织的经济与政治发展项目活动中，推进地区的或本国的发展。而当前在南传佛教国家锋头正健的“参与佛教”运动，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产生的进步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政治的活动。可以说，它就是上座部版本的人间佛教运动。这个联合南传上座部各国僧人的运动，其总部设在泰国，称为“参与佛教的国际联络网(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m)”。它同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 WFB)也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后者正是斯里兰卡的左派政治活动家，著名的佛教居士马拉拉塞克拉在50年代初期建立的，当时联合了主要是上座部佛教各国的佛教领袖。

佛教僧伽为促成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或发起或参与的运动，有的得到政府支持，有的根本就是政府框架下展开的，有的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文化发展活动，更多的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发展规划。上一世纪中期，缅甸的吴努总理为纪念佛诞2500周年而成立的缅甸佛教协会，就组织了对缅甸山区少数部族的助学活动，为此政府也组织了多次比丘培训的活动。 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全锡兰佛教大会也组织了在山区和沿海地区的普及教育活动，并动员许多比丘和在家佛教徒参与进去。僧伽的工作也得到了锡兰农民协会的支持和配合，后者的宗旨就是“通过献身于世间服务和国家福利的佛教僧伽，致力于在锡兰全岛推进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

当然，在斯里兰卡，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乡村发展运动是“普遍改善运动(Sarvodaya Shramadana)”。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佛教的服务众生的理念，其发起人是圣宝(A.T.Ariyaratne)。运动吸收了大量的佛教比丘参加进来。它创立于1958年，以后志愿服务人员达到80万之数。它推动生产自助、提高生活质量的活动，给斯里兰卡全岛的8000个乡村带来福利。

各个时代的佛教的社会活动，无论经济的还是社会民生的，本来就一个千古不变的责任与义务：佛教要生存发展，就要适应当世社会的需求，僧伽提供给社会的功德成就，既有利于社会人群，也有利于僧伽自身。适应社会就得因时因地改变自身，因此佛教自身的改革也是在整个佛教史上的。比如，泰国佛教近代的改革运动，就开始于殖民主义侵入东南亚的时代。主导这场改革的是曼谷王朝的拉马四世(1851-1868)。他是未登基之前的蒙固王。他自己就是佛教学者。19世纪中期，泰国佛教改革造成了法宗派(Thammayat)。“法宗”，“以法为宗归”的意思。它的目标是回归原初的上座部教义，严守毗奈耶(律)，这使它区别于泰国历史传统更加古老大宗派(Mahanikai )。上座部佛教当中，从来存在着复归传统的要求，一方面是与时俱进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保持纯正性与超越性的宗教要求。

蒙固王之后，泰国上座部佛教的改革始终存在，有一批林居的僧人坚持在北奉泰和东北泰的山林中修禅习定，教化乡民。其中有名的有两位，孟法师(Achan Mun)和绍法师(Achan Sao) 。 孟法师在30、40年代是东北泰最有名的法宗派大师，他教授的禅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门下人才济济，今日中泰的黎法师，东北泰的查法师和摩诃布法师，北泰的瓦禅师和辛禅师都是主持一方的大禅师。这一系禅法，不主张追求神通，而强调认真持律。

孟法师的老师绍法师，一生传法，要求弟子，坐禅为要，但更要读经习论持律。他完全走的是《清静道论》讲到的十三支头陀行的路子。孟法师的弟子中不乏西方人。今天在泰国鸟汶的查法师的寺庙就是著名的国际禅定中心。孟法师将佛教置于戒定二学基础上，这种主张既是传统头陀行苦修路径的继续，又是现代佛教改革运动力图复归的主要目标之一。它直接地影响到70年代以来的泰国佛教中的“静无忧”运动，也部分地影响到从60年代以来就在泰国以至整个世界佛教界影响甚巨的佛陀达莎的宗教理念和实践。

改革正是佛教从古到今所以生生不息、久而弥新的原因。改革大致体现了或回归正统或适应现代的两种要求间的张力，改革所争论的题目和内容，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但如何保持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以指导人们的生活行为，总是不变的目标。例如关于女性权力的申张，在南传佛教内部好像是一个新题目。1980年代后期以来，在上座部佛教国家酝酿着与宗教身份相关的女性权利运动。这就是佛教中出家女性争取恢复比丘尼传承的行动。运动本身既体现了现代世界当中普遍出现的女性意识觉醒，也体现了佛教蕴含的平等观念的重新解释。从世俗的现代化一边看，它显示了传统社会中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正在解体，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宗教领域内部。

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传承从中世纪以来就已中断，近代以来上座部佛教国家，虽有出家女众，但他们没有比丘尼的身份发，她们只能依附于寺塔生活修行。她们甚至连沙弥尼都不算，因此她们的离家舍家、求道修行而放弃世俗生活的高贵选择，并不为社会所器重。佛教女性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无论在社会上，无论在佛教团体当中，都是受到区别对待的。当代南传佛教国家，有这样一批人数甚众的出家女性。缅甸的出家持戒女约2万名，泰国约有1万3千人；斯里兰卡的情况不明，但依附在寺庙边既要持戒修行、且要充当杂役服侍比丘日常生活的女性出家人也不在少数。今天的斯里兰卡，已经产生了女性要求恢复比丘尼戒的运动(sil matavas)。

而在泰国，上世纪30年代，妇女能否比丘尼的争论，就时时出现舆论界，也困扰着僧伽官方。21世纪初，泰国最有名的佛教妇女活动组织名叫“释迦女儿”即“国际佛教妇女协会”。该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瓦萝迈长老尼的女儿。她当时是曼谷法宗大学的教授，又是“释迦女儿”的主席。她多年来致力于“绿色佛教”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名称使人联想到欧洲非常有政治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运动”。他还是南亚东南亚这些年来很活跃的“参与佛教国际联络网”运动的成员。她与泰国的素拉，斯里兰卡的圣宝，越南的释一行都是朋友和同志。但女性出家人要求取得合法宗教身份，成为正格的比丘尼的权利申张，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以显眼的方式出现的。这一权利要求，得到国际佛教界（包括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在内的大乘佛教界）的援手。如今正在南亚和东南亚佛教社会中继续发展，汇成大潮。

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于佛教全体的历史发展、对于南亚东南亚后代政治国家的形成、对于走向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历史上产生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精神指导意义。当然，佛教影响着世界，它也受到世界的影响。这种双向的影响与交流，正是上座部佛教复兴的动力源头。因此，佛教复兴，不仅仅是向佛陀言教的根本宗旨回归，更有接受现代化的积极发展成果，将其化入社会生活，实现人间佛教的责任。今天的上座部佛教现状，是东西方现代化发展诸种合力的结果：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近代教育制度、宗教研究方法，都曾对佛教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毕生致力的大菩提会运动，到泰国的现代佛教运动（包括70年代的“静无忧坐禅运动”和80年代的“法身寺运动”）；从斯里兰卡的智僧、智严大学，到泰国摩诃摩固和朱拉隆功两所佛教大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佛教。

佛教僧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倡建的社会文化教育甚至政治活动中，佛教比丘也前所未有地自觉和积极地参与到诸多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去。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僧伽和僧人，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世界、国家和社会，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展示了佛教的丰富精神资源，如何有机地融合于当代的价值，并转化为巨大的社会力量，服务现代社会中的人群。可以肯定，释迦牟尼的教法，上座部佛教的阐释体系，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精神。上座部佛教国家的民众与僧伽，完全可以在保存发扬传统的出世精神价值观的同时，又入世地适应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不断改善物质生活，享受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福祉。

上座部佛教首先是社会中的宗教，它当然应该关心其所存身的社会的痛痒。它应该向社会与人群提供世俗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本身既是宗教的指导，但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含义。如果佛教不能在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那它就丧失了从本以来的用功德交换社会供养的机制，它的生命也结束了。今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显然充满了生命力，除了在民间风俗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层面上，人们通过节日仪式和法会仪式的参与而得受益。当然更重要的服务是来自佛教的精神指导，也包括佛教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批判。佛教的内部，其不断涌现的改革运动正是为了维系人天之师的精神地位。对于斯里兰卡的、缅甸的、泰国的种种宗教文化运动，我们应该看到，它们既是佛教智慧的流露，也是佛教针对社会作出的道德批判与纠正，它既是宗教的精神创造活动，也是宗教徒的修行活动。在以佛教的根本价值观为指导的国家和人民当中，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不可能摈弃人们对解生脱死的向往。这就是上座部佛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