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过程、理论建构和实践作用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分析。认为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的历程，而“五部大论”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奠，其实践作用在于培育贯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

关键词：修学 历史　理论　实践

一、建立过程

1、初创时期

藏传佛教修学之初创时期，可上溯至西元8世纪。根据《巴协》（rba bzhad）等史籍记载：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①］　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现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藏族“七觉士”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②］　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静修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特别是寂护，他在桑耶寺主持翻译并讲解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开创了讲经听法的学风。正如“寂护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③］　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教理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另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从而确立了重视佛教戒律、宣导中观思想的教规。

2、中兴时期

藏传佛教的修学，初创不久便遭遇朗达玛灭法运动而中断近百年。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全面恢复，尤其是噶当派高僧对寺院教育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1073年，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一座寺院，名“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简称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辩经学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界。俄勒贝喜饶是阿底峡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深入学习佛教三藏，学业圆满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问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遂前往阿底峡处听讲不少佛经，还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创建桑浦寺后，俄勒贝喜饶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关系、交流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俄勒贝喜饶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罗丹喜饶继任桑浦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