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的表现形式，促使中国佛教成为“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明清以来已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缺一不可，大量的佛教辞汇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用语，如“世界”、“轮回”。而在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佛教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在彰显不同的民族特色，强化不同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在缩短不同民族的心灵距离，增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之间的融合。“民族认同”强调民族之间不同的身份与特色，“民族团结”是要追求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两者是一对矛盾，但是双方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在历史上，清王朝即以佛教协调民族关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多座汉传佛教寺庙改建为喇嘛庙，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后来还在北京建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王朝还规定，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为此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和班禅等藏区大活佛；另一个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大活佛。这些措施，实现了满、蒙、藏、汉的民族团结，维护蒙藏地区的长期稳定。

因此，中国佛教不仅具有民族融合功能，促进中国社会的民族团结，同时还有政治上的融和作用。其中的原因何在？我想，这里既有印度佛教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客观的历史条件。印度佛教本身就有“世界宗教”的超越性，也就是具备超越民族的普世价值。佛教的无我、平等思想，这在释迦牟尼创教之初，就有冲破社会等级制度的功能。跨民族的普世性，即缘于此。1879年，英国诗人阿诺德（1832－1904）写了一首赞扬佛陀的长诗，把佛教誉为“亚洲之光”［15］。佛教传到了亚洲各地，这个源出于印度的宗教，并没有像印度教那样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而是成为了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

但是，佛教在它的传播过程中，这种普世价值，需要借助于佛教的民族性来实现。佛教的传播，首先是本土化，佛典的翻译、思想的融合、民俗的养成，无不采用民族化的形式。汉传佛教的成形，经历了儒释道三教的互动；藏传佛教的发展，吸收了民族宗教苯教的元素，同时还受到禅宗等汉传佛教的影响。若是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佛教的普世性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结合，促成了佛教在中国的巨大成功。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功能，同样也是这种功能，成就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

最后，我想建议，佛教学者将来应当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与影响。以往的佛教史，偏重于它与汉文化的关系，事实上，少数民族同样也是推动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如果历史上没有十六国、北魏、蒙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不会如此巨大。

若就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而言，十六国是中国佛教重要的孕育期；北魏是中国佛教关键的成熟期；宋元则是中国佛教剧烈的转型期。离了这三个时期，中国佛教将会怎样？至于未来的中国佛教，如何妥善处理汉藏佛教的关系，可能是放在我们眼前很现实、很迫切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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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专案批准号：08JJD720043。

［1］引文依据周叔迦辑撰《牟子丛残新编》，中国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参见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7－102页。

［3］何承天《释均善难》，载《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19页下。

［4］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5］西晋灭亡以后，司马王室南渡，建立东晋王朝。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部族，史称“五胡”，相继入主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6］羯，即柘羯、柘枝，就是粟特石国，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塔石干。参见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7页。

［7］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三：“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8］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鸿胪寺之任，礼四夷远人也。教法初来，须就斯寺，虽兴白马，终隶此司。古云僧尼系鸿胪寺者，是也。”

［9］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0］1206年，铁木真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

［11］参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2］参见贾敬颜《略论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国古代民族志》，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20页。

［13］若论汉族的族源，即使是最能代表汉文化的华夏族，也是一个复合物，以夏、商、姬、姜四个族系为主。参见唐嘉弘《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载《中国古代民族志》，第4页。

［14］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15］Sir Edwin Arnold，The Light of Asia. New York＆Boston：H.M. Caldwell co.，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