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佛教徒的“边地意识”，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论”，却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戎神与异族统治

东晋时期，北方地区在短短的100多年里，先后16个少数民族政权，走马灯似的权力更迭，史称“五胡十六国”［5］。西晋的遗民，被外来的胡族蔑称为“汉子”，一个在当时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这些占领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觉得佛教也是外来的文明，与他们是天然的盟友。

后赵皇帝石虎说，“佛是戎神”，不分胡汉，境内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石虎（295－349），羯族人，这位历史上罕见的暴君，是中亚粟特石国人后裔［6］。以前这个民族信仰祆教，他在听信了神僧佛图澄（232－348）的劝告后，大力推广佛教，这使“胡汉杂居”的北方，很快实现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汉人政权，并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来的侨民中间流传。但到这个时期，禁令已经不复存在，汉人可以自由地出家为僧。佛，这位外来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纽带。

到了南北朝，北朝拓跋族决定“汉化”以后，北魏在洛阳设有“四夷馆”，商胡贩客，络绎不绝［7］。此时的佛教不再归属专门负责接待“四夷”的鸿胪寺［8］，北魏设有专门的僧尼管理机构－－昭玄寺。佛教在这个异族统治时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发展。据说，当时北方的僧尼人数一度高达二、三百万。

大唐帝国崩溃以后，中国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乱世，史称“五代十国”。西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建立北宋王朝，而北方有契丹族的辽国；五十多年以后，在西北边陲，党项族的西夏国慢慢崛起。随着辽国的灭亡，女真族的金国迅速崛起。在这个时期，佛教再度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剂。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全都信奉佛教，特别是辽国统治的北方，继承了中晚唐的佛教传统，最盛行密宗与华严宗。西夏正式建国以后，大兴佛教，先后六次向宋朝请赐佛经［9］。军事上并不强大的宋朝，文化建设却是空前的发达，有意识地利用佛教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把自己刊刻的佛教大藏经，颁送给契丹、高丽和西夏。作为政治交流工具的大藏经，在宋朝备受重视。当时若没有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实行“胡汉分治”的北方地区，整个社会可能会与唐代产生难以想像的文化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