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廓清了以上的事实之后，再来审视前面提及的有关马祖返蜀弘法的各种材料。公元852年，柳仲郢以河南尹调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李商隐被辟为节度使幕书记。从李商隐的生平年谱看，他这个时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沉浸于佛教之中，他在仕途上经历了无穷的风波，在党争中无谓地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的颓伤消极的思想有所抬头，特别是在其妻子死后，更是虔心向佛。公元855年，李商隐还在梓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用官俸建石壁五间，金字刻《妙法莲花经》七卷，请柳仲郢为记。他自己也为精舍南禅院的四证堂，即图绘有无相、无住、道一、智藏禅师像的佛殿的石壁写了《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道一圆寂后不久的四川地区，人们是非常清楚道一与净众保唐禅系的关系的，并且甚至把他们看做是相同一体的禅师来尊崇的。前面已经说过梓州治所即今三台县距四川什邡仅100公里，在此处图绘道一、智藏师徒画像，极有可能是马祖返蜀时还带有智藏等人一道。另外，宋释道隆所录《颂古》标题为《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的诗：“戏出一棚川杂剧，牛头马面几般多。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依栏”。标题非常清楚地标明了马祖是与其三个高徒一道赏月看川杂剧，戏曲史专家吴国钦在《中国戏曲史话》一书谈及“杂剧的来龙去脉”，认为川杂剧在唐代已经具其雏形，演出地点称之为乐棚（勾栏、瓦肆）。这个棚字至今沿用，而更重要的是“川杂剧”一词。根据当时戏曲的分布和发展，以及交通状况，在四川之外是不可能有“川杂剧”的，诗题及内容都没有交待看戏的时间、地点。但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应是在马祖的晚年，是在四川某地，是与门下三大士一道，是在一个夏秋季月圆之时。如果我们将其与有关马祖返乡的材料叠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绍昙《五家正宗赞》记载，师“后归蜀乡，人喧迎之”确为事实。而这个事实的细节应当是马祖并非独自返乡，而是与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南泉普愿一起的。这也正好印证李商隐写四证堂碑铭时为什么还见到了智藏的图像的因由。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道一在60岁之后，也就是大历四年之后，是否有可能有机会离开江西返蜀呢？根据路嗣恭担任江西道都团练使兼洪州刺史的时间。我们知道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马祖62岁时，路嗣恭到任不久即邀请道一到洪州弘法，驻锡开元寺。路嗣恭是在大约大历十三年才被召回朝廷的。这一段时期是马祖及洪州宗声名隆盛、僧才济济的时期，也是一个政局比较平稳、马祖身体强健、僧务不是太忙的时期。当他决定从龚公山移锡开元寺时，龚公山的寺务本来已移交智藏主持，但智藏难以割舍大师，于是又将寺务交付他人，同随大师前往开元寺。再换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蜀地的情况。我们知道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四川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区。因此，这场延续八年的叛乱，没有直接波及到四川。

但是在其影响下，四川各地也发生了大小不一的动荡，吐蕃和南诏也乘机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最后都被唐王朝平定了。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日，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为玄宗所接受。玄宗在赐死杨贵妃之后，经陈仓、过散关，取道斜谷路入蜀，七月抵达成都。差不多同时，太子即位于灵武，尊帝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公元757年12月，上皇还长安，改郡为州，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安史乱平之后，代宗大历三年（766年）正月，唐朝以宰相杜鸿渐为剑南三川副元帅，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人蜀继续平定四川崔旰、张献诚等人的内乱。大历二年（767年）初，代宗召杜鸿渐还京，以崔宁（即崔旰，由代宗赐名）为西川节度使。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崔宁入朝，被杨炎羁留京师，才改由张延赏出任西川节度使。在杜鸿渐、崔宁主政四川省间，蜀地主要政治格局是本地豪强势力遭受打压，军人专权局面形成，但中央政府依然有力控制着局面，整个西蜀地区的经济、商业并没遭到大的打击。相反，唐玄宗之幸蜀和安史之乱的平定，使得四川的经济商业再度繁荣。随着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也日益兴盛。‘中唐以后，成都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