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父亲在地主家做账房，家境清苦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本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曾与夏丐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解放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主席。

北京故居

中国现代文化人中，与佛教佛法有缘者，委实大有人在。夏丏尊、丰子恺都是著名的居士，许地山的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佛学气息，王统照写过以深通佛理的老禅师为主要人物的短篇《印空》，周作人甚至在他的五十自寿诗中公开宣称自己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的徘徊于佛家与俗家之间的人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李叔同，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发起人的不磨功业，作为中国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地教授西方乐器与油画艺术的历史贡献，就远不如作为佛学大师的名气之大。因而，敬仰、崇拜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法师者，也就大大多于了解作为诗人、学者与教育家、艺术家的李叔同者。

叶圣陶与这些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向往着西天佛国极乐世界的文人，大都有着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极其亲密的关系。他与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后两位还是极为要好的朋友。至于周作人，在附逆之后，叶圣陶曾经表示深深的惋惜。夏丏尊与叶圣陶是儿女亲家，叶至善与夏满子的缔结秦晋，是叶圣陶在抗战八年的离乱岁月中仅有的堪称欣慰的人生乐事。1944年9月，叶圣陶在偏远的贵州迂道往访落魄中的老友丰子恺，患难时代，邂逅相逢，如潮的情怀，万千的思绪，纷纷涌上心头，国难友情，积郁渴想，一时无法遏抑——于是照老习惯对饮，不到一个下午，三人竟尽四瓶！真应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老话。对于弘一法师，他至少写过三篇文章：1927年的《两法师》，1937年的《弘一法师的书法》，1947年的《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恰好是每隔十年一篇，并且是分别写成于中国现代史上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年代里。

所谓“两法师”，指的正是二十年代净土宗的大师印光法师与其皈依弟子弘一法师。在叶圣陶印象中的两位比肩而坐的法师，恰好是绝妙的对比：弘一法师是水样的秀美、飘逸，印光则是山样的浑朴、凝重。但印光法师以传道者自任，难免有如宣传家那样有所执着有所排抵；而弘一法师却似乎春原上的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毫无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自然，这种气度，就更容易受到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现代文化人群落的首肯与认同。

对于弘一法师的书法，他满怀敬意地指出：“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模仿，终于独创。不模仿打不起根基，模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从模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这地步，这境界，叶圣陶称为“蕴藉有味，……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这里赞美的是弘一法师的书法艺术，更是在倡扬一种为叶圣陶深深礼赞的人格风范——他们在精神境界的最深层次，由理解而交融、升华、结晶！

弘一法师圆寂以后，叶圣陶就其临终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作出了堪称知音的阐释：“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根据这样的阐释和理解，叶圣陶还写有两首四言诗加以颂扬。其一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与缺，罔非自然。至人参化，以入涅槃。此境胜美，亦质亦玄。”在叶圣陶的话语系统中，象这样的几乎是全称肯定的赞誉，是极其少见的。

但对于佛教佛法本身，叶圣陶所持的则是“教宗堪慕信难起”的决绝态度。他自信平凡，一向服膺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的道理。他认为“好好的死”似乎不妨放慢些，最要紧的还在必须追求“好好的活”。1928年初，一位年轻气盛、颇有点“唯我独革”味道的评论家，曾经称叶圣陶为“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对此颇不以为然，就把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为《未厌集》，他的书斋也自命为“未厌居”，并解释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世总抱着希望，对工作总感到不满足——永不“厌足”。连他墓前纪念亭的匾上，题写的依然是这“未厌”两字，足见这的确可为叶老精神的传神写照。毫不夸张地说，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早已融入身心，化为骨肉，以至结晶为人格，升华为情操，比任何宗教家的虔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死生亦大矣！”即使以旷达知命闻世的古圣先贤，每值此关头，也常感叹唏嘘，不免发出“秉烛夜游”、“万物逆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类的感慨。宗教家们信奉“彼岸”，向往“来世”，希望“好好的死”。与他们不同，叶圣陶注重的是要“好好的活”！九十四番花信，九十四度春秋，他按照自己心以为然的生死观念，不厌世，重人情，充实自然地走过了无愧无悔的一生，把平易谦和、诚朴敦厚、谨言慎行、表里如一、笃义守信、不骄不矜的人格型范，留给了历史，留给了未来。

全身心地热爱生活从不厌世，无止境地热爱工作永不厌足，这似乎是与时俗流传的佛家的出世精神是背反的，但又与弘一法师式的认真精神执着态度一脉相通。正是在背反与相通的坐标系统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叶圣老的精神与人格。当这位须眉皆白的长者离开扰攘人世已经很久的时候，当人们深感物欲横流声色征逐的困扰和愤慨的时候，从宗教观这一特殊的窗口，我辈会非常自然地怀念起叶圣陶式的亮节高风，会更加亲切地感受到一种蔼然长者的风范，如云山江水，如天地正气，矗立两间。

知公长去无遗恨，长留风范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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