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宏 刘克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梵僧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教授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刘克纯共同发表了题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梵僧》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南诏赞陀崛多被尊为传播阿吒力教的祖师,也是云南地方史乘记载最多的梵僧。云南地方史乘记载赞陀崛多南诏传教的诸多神异事迹,但学界对赞陀崛多其人及其事迹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物。赞陀崛多作为南诏时期的一代梵僧,其真实性涉及阿吒力教的传播,南方丝绸之路等问题,有必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一、相关学术史的简略回顾
南诏阿吒力教梵僧赞陀崛,是阿吒力教研究中学者予以关注的人物,自民国时期学者就已开展讨论。民国时期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就是研究阿吒力教梵僧赞陀崛有影响的学者。方国瑜在1940年左右撰写的《云南佛教阿吒力派二、三事》,是阿吒力教研究中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著述,他在论文中指出:“密教之传入,盖由梵僧,流传至久,多神异之说。”方国瑜还明确提出“阿吒力教之传,始于赞陀崛多”。方国瑜《唐宋时期云南佛教之兴盛》论文,专门列《赞陀崛多传密教于滇》一节,称“阿吒力者,瑜伽秘密宗也。蒙段时期此宗最盛,元明亦流行”。认为“自印度传佛法至云南,志乘多记梵僧至云南事,虽不尽确,不能谓全虚,其事迹可述者,则印度佛法间接由缅甸传入也。”
李昆声《云南艺术史》第四章《唐宋(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的艺术》第三节《佛教密宗之一支——“滇密”》 第一小节《滇密始祖——赞陀崛多》,认为“滇密”创始人赞陀崛多在南诏国丰祐时期,大约公元8世纪中叶到洱海地区,传授印度密教瑜伽法,并被尊为国师,娶国王之妹为妻,定居云南,成为“滇密”始祖。
云南学者侯冲长期研究阿吒力教,他在对阿吒力教及其赞陀崛多的系列研究中,提出与前辈学者不同的观点,甚至不同意阿吒力教从印度传入的说法。侯冲《剑川石钟山石窟及其造像特色》说:“所谓阿吒力教实际上是汉地佛教,是明初佛教三分为“禅”、“讲”、“教”时传入云南的“教”。所以,明代云南地方史志有关赞陀崛多传阿吒力教的记载,并不可信。总之,在对南诏大理佛教文物、云南地方史志资料作综合研究,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南诏大理时期的密宗不论是经典还是造像都来自汉地的纯正密教。所谓云南阿吒力教为印僧从印度传入的说法,并不能找到确实的文献和实物依据。”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第八章《义兼众教》第三节瑜伽密教(阿吒力教)第三小节《赞陀崛多》,认为元代的《白古通记》是记载赞陀崛多最早的文献,后世有关赞陀崛多的记载都沿袭《白古通记》。认为“《白古通记》除将瑜伽密教的初传者说成是观音外,还把赞陀崛多说成是从印度来云南传密教并对云南佛教有重大影响的印僧”。 “很显然,在明代云南地方史志资料中,赞陀崛多已被视为云南阿叱力教的祖师。”
杨延福《对〈张胜温画卷〉的浅见》亦提出否认阿吒力教的观点,他说:“在唐代前的中原,有僧人在华译佛经的阇那(赞陀)崛多其人是实在,把他搬到云南并集伪托他是蒙氏时来南诏传密宗的摩伽陀高僧,这看来是段氏大理国时较熟知中原佛教的那些密宗辈为了自张而造说,日复一日,后人不加考查而盲从,即成“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到目前研究云南佛教宗派及源流的学者,还认为赞陀崛多其人其事在云南是实在。”
侯冲《云南阿吒力教研究学术史——以民国时期研究文章为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方国瑜、石钟健先生研究阿吒力教的学术史。认为方国瑜先生撰写《云南前期佛法之阿吒力派》的时间,应为1939—1941年间,此文包括《阿吒力派之始》、《阿吒力派之行教》、《阿吒力僧之异术》和《阿吒力派之遗迹》四部分,以《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派二、三事》为题发表时增加了《附记》,是最先从学术研究意义上对阿吒力教的系统研究。侯冲指出:“仅仅从非禅即密、非密即禅的角度来考察史料,所以方国瑜先生对阿吒力教的研究,可以说仅仅局限在从文献到文献的资料归类和机械的考察,错误和疏漏较多。从佛教研究角度重新对云南地方史志资料进行考察,证以现存阿吒力教经典等实物资料,可以看出他研究的大方向并不正确,其结论也大都经不起推敲,更不能为现存诸多阿吒力教经典印证。”“石钟健先生因为先后两次访碑而搜集到一批此前未被大家关注的资料,……佛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就决定了他的阿吒力教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失误。
除上述学者的讨论之外,还有徐嘉瑞、黄惠焜、汪宁生、李霖灿、李家瑞、张锡禄、李东红、蓝吉富、李玉珉、连瑞枝、王海涛等,在有关阿吒力教研究中,都不同程度涉及赞陀崛多的讨论。
二、赞陀崛多传播阿吒力教的考察
关于阿吒力教传入南诏的时间,明代云南碑铭有早在唐贞观年间之说。云南文献所见南诏时期阿吒力教的传播者,是来自印度的高僧赞陀崛多。云南地方史乘记载唐代佛教在南诏地区的传播,屡屡言及赞陀崛多的传教活动。南诏劝丰祐保和十六年(839年),赞陀崛多自摩迦陀到达南诏境内,在永昌、鹤庆、剑川、丽江、腾冲、楚雄、宜良等地修行传教。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永昌军民府•仙释》说:
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
所述摩伽陀即赞陀崛多,因其来自摩伽陀国(Magadha,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南诏遂以国名称呼其人。而且云南史志所载摩伽陀不止一人,这些号称摩伽陀国的僧人多传播阿吒力教法。
鹤庆是赞陀崛多传教影响最大的地区,云南地方史乘记载其神异事迹最多。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鹤庆军民府•仙释》载:
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郡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晋天启二年,悯郡地大半为湖,即下山以锡杖穿象眠山麓石穴十余孔泄之,湖水遂消,民始获耕种之利,后莫知所终。”
保和为南诏劝丰祐年号,蒙氏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39年。天启(840-859年)为南诏劝丰祐的年号,天启二年为841年,赞陀崛治理鹤庆历史上形成的堰塞湖,泄水而开辟鹤庆坝子为良田的传说,云南地方史乘多有记载。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载鹤庆龙珠山说:
在府南二十里,山后有石穴。土人传云:“昔鹤川水涨,民不奠居,有异僧赞陀崛多者,卓锡成穴,其水远泄。”……今郡民每岁四月,择日诣穴前祭祀,以祈弭水患。
明正德《云南志》卷十《鹤庆军民府•祠庙》对神僧赞陀崛多的记载说:
漾共神祠,在龙珠山下。去府治东南二十里许。相传神僧赞陀崛多能导泄漾共江水以除民患,乃立祠祀焉。
明正德《云南志》卷三十五《外志•仙释传》说:
赞陀崛多,自摩伽国来。诛茅结庵于鹤庆府治东峰顶山上。悟禅□□妙。初漾共江流为群山环合所阻,水无泄道□□成湖,数为民患。崛多用锡杖卓穿龙珠山麓以泄,湖水遂漏入石穴,至三庄复出,入金沙江,水患遂息。居人德之,为建祠祀焉。
明周季凤明正德《云南志》对赞陀崛多治理鹤庆水患缘由记载较详,因赞陀崛多采取方法疏通鹤庆湖水泄洪流入金沙江,有效治理了鹤庆地区的水患,从此开拓出鹤庆坝子的大片良田。上述明代地方志有关赞陀崛多治水的记载,大致都沿袭了元代成书的《白古通记》。《白古通记》说:
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自摩伽国来,结节峰顶。悯郡地大半为湖,以锡杖穿象眠山麓,为百余孔,泄之。湖水既消,民始获平土以居。
《白古通记》,也写作《僰古通记》,尤中先生指出此书“初成于大理国时期,是用僰文(白文)把唐、宋期间南诏、大理国的有关历史传说故事记录了下来”。 《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载赞陀崛多在鹤庆的神异事迹说:“国师往石宝山修道,见谋统地方为水所占,乃以锡杖决其东南隅。水泄涸。”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载赞陀啒哆鹤庆治水颇具神异色彩:
郡地旧为泽国,赞陀欲通道莫由,徘徊岸侧,见一女浮匏于水,语陀云:“能呼匏至前,水当得泄。”陀呼之不至,女以为行力未至,言已不见。陀遂入山后石室,面壁十年。女复至曰:“匏可呼矣!”浮匏令呼之,果至。陀乃卓锡象眠山下,掷念珠于水,俄山石迸开,凡百余孔,水遂奔泄。
此条记载,录自元代成书的《白古通记》。除地方志的有关记载之外,鹤庆明代以来的碑刻,也详细记录了赞陀崛多治水的事迹。明樊巍《水洞祠记》载:
鹤地僻在滇西北陲,平原百余里,东西麓龙泉混混者奚啻数十,以群山环合,水无从泄潴而为海,民居两涯。汉武帝元封二年始置郡。唐德宗时,西方有神僧号赞陀崛多尊者来,止石宝山结茅居之,今庵址尚存。僧一日以鹤皆龙蛇窟,民无所定,举所拽杖柱南山之麓,为洞一,为孔百余,以泄水。于是水由地中行,民得平土而居之。嗣是村落处,就湿为田。
鹤庆碑刻《开漾弓新河记》记载开拓鹤庆则更为具体:
鹤阳古名统部,汉晋以还,半为泽国。至唐长庆初,有圣僧赞陀崛哆,西来白国。行经九鼎诸山顶,览漾弓南北,一带汪洋。土民环居山麓,鸡鸣犬吠相闻,而疆亩寥寥,难于粒食。圣僧定中、慧照见海底宽平,尽可耕种,因而矢愿开疆。自维道力未坚,于东山岩窟,面壁十年,乃掷尼珠象山之阴,顷间通一百八孔,出东南而注金江。从此水落地现,居民得以耕田而食,至今一千三百余年矣。
李家瑞《南诏以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指出:“我们要说明这些来云南的天竺僧人在南诏水利上曾出过力,就须先说明古代当地水患的严重。为南诏中心的滇西各县,都是在大山的峡谷里,每当山洪暴发之时,田地房屋,牲畜器物,一冲而去,化为乌有。”总之,赞陀崛多使鹤庆坝子水落地现,其治水的神奇传说当其来有自。
赞陀崛多在剑川的传教活动,史乘同样记载是治理水患。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八十七剑川州“寺观玄化寺”注称:“在府城西南,昔蒙氏因梵僧赞陀崛多卓锡通水,遂建此寺。元世祖南征时,赐僧以袈裟、火珠、珊瑚。”清康熙《剑川州志》卷十八《方外》载赞陀崛多,“经剑川,遗教民间,悟禅定妙教,曾结庵养道于蒙统东山。晋天启间,漾工江圮,曾以锡杖泄龙珠水洞。后不知所去”。
而赞陀崛多在宜良传教的成效,则是兴建了宜良著名的法明寺。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寺观》载:“习仪僧会司法明寺,在宜良县城东隅,唐僧摩伽陀建”。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附寺观》“宜良县法明寺”注称:“在城北门内,唐僧摩伽陀建。”清乾隆《宜良县志》载:“法明寺,唐僧摩伽陀建。胡敬德重修,明天启二年重修”。”明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的宜良法明寺,相传该寺大殿为南诏时期赞陀崛多所修。位于宜良县城内的法明寺,相传始建于汉而重修于唐,有“滇境无双寺,宜城第一山”之称。1987年,宜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法明寺宝塔金刚座基础上镌刻有梵文密咒。1993年修复法明寺宝塔时,又在塔内发现金刚杵等南诏时遗物,足以证明法明寺确乎建于南诏时期。明代宜良县法明寺设立习仪僧会司,明代在县级设立僧会司的僧官机构,习仪僧会司的地位足见该寺历史悠久。
阿吒力教的创始人赞陀崛多,还在滇西纳西族地区留下传教踪迹。丽江指云寺东南有一个落水洞,落水洞旁有一处摩崖画像,刻有一尊40厘米高的坐佛像。据指云寺《开山喇嘛僧立相遗言碑记》,此坐佛即摩迦陀祖师。据习煜华的介绍,今丽江拉市乡海西落水洞岩间有赞陀崛多遗迹。丽江指云寺《开山喇嘛僧立相遗言碑记》称:“西土四宝法师前往鸡山进香,过丽江指点拉市里落水洞岩间有摩迦陀祖师的遗迹,应于此倡建刹宇”。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山川略》“神僧迹异”条记载说:“在剌是里西南山麓。传曰:昔水涝不通,西僧麽迦陀,趺坐石笋丛中,以杖穿穴,泄其水,留有足印,今建指云寺于其上。”指云寺位于拉市海西南山麓,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为丽江五大藏传佛教寺庙。清代在剌是里兴建的指云寺,无疑选择了赞陀崛多传教的灵迹。
赞陀崛多传教所到之处广修庙宇,鹤庆玄化寺就兴建于鹤庆治水成功之后。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四亦说:“僧赞陀建元化寺于鹤庆。”鹤庆玄化寺是鹤庆境内最早建造的佛寺,也是南诏劝丰祐时期三大建筑之一。明代玄化寺设立鹤庆军民府僧纲司,作为明代府级僧官机构所在的寺庙,玄化寺出过不少大德高僧。
腾冲宝峰寺位于腾冲县城西5公里的宝峰山上,因雄奇美丽的宝峰山而得名。宝峰寺山门石坊上书有“宝峰仙境”四个大字。清释圆鼎《滇释记》卷一记载赞陀崛多游化南诏各地,曾住腾越州宝峰山、长洞山,阐说瑜伽法,传播阿吒力教。明代徐霞客游历云南各地宗教胜迹,曾亲自踏查宝峰山赞陀崛多修道之处。民间传说南诏赞普钟十六年(767年),印度高僧摩伽陀在宝峰山初建草庵,后来逐渐兴建宝峰寺殿宇。作为一代名僧赞陀崛多的修道处,必然是后来信众崇拜的宗教圣地,宝峰寺的兴建和赞陀崛多修道的传说,符合阿吒力教传播兴起的历史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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