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浅析南诏佛教化史料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张亚平发表了题为《浅析南诏佛教化史料》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元明以来云南出现了一批宣扬古代滇云的佛化书籍，如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杨升庵的《滇载记》，阮元声的《南诏野史》，顾炎武的《肇域志》，钱邦芑的《鸡足山志》，邵远平的《德宏简铩》等，皆流传着阿育王时佛法早已在云南传布，苍山、鸡足山开辟道场和金马碧鸡封神等南诏国、大理国的佛教故事。以上传播佛教的诸类书籍，据称都援引自一部早已散佚的《焚古通钞录》，显而易见此乃十世纪后大理建国时期，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而创作的神话，无关典要。现逐一进行一些浅析，以就教于方家。

阿育王三子抵滇传佛之说

宋末元初云南人张道宗在自己著的《纪古滇说集》中，杜撰了一段史料，即：“阿育王生三子长曰福邦，次曰宏德，季曰至德，父有神骥，争欲得之，王莫能决，命左右曰，将我神骥，纵驰而去，有能追获者王之。三子率众追之，季子先至滇之东山，因名曰金马山。长子福邦续至，停憩西山，靓碧凤翔集，因名曰碧鸡山。次子后至滇之北野。王忧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为哀牢夷所阻，遂归滇各主其山，死而为神”。

“后值楚庄王遣庄蹻总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地，蹻至滇池，与阿育王三子，并神明四甥舅之遗众，同诸夷杂处，蹻为滇王，崇信佛教，不忍杀生，迁居白崖鹤拓浪穹，众推张仁果为王，蹻世乃绝”。

“仁果肇基白崖，号曰白国，掭存五常之固有，不昧一性之真灵，坚守三纲，修明六艺。本戒法于天竺，衍姓氏于汉唐，年号法右，正朔以夏，遂采摭诸家之言，自成一支，而为白国焉”。

以上史料所载的内容，反映了三方面的情况，即阿育王三子抵滇传教，庄蹻信佛西迁和白国佛教盛行。根据历史记录，印度古代宏布佛教的名王阿育王，于公元前266—230年当国，派遗了宣教师256人，欲将佛教教义传播天下。当时其传教所到地方远至六百由旬，每由旬以40华里算，大约有2万4千华里。若从大理启程经缅甸再到印度也就有5千3百华里左右①，从两地的交通情况来看，阿育王遣使来云南传教，有一定的可能性。

《史记•西南夷传》记载说，庄蹻开滇的年代当在楚威王时，范晔的《后汉书》说，庄蹻王滇是为了秦夺楚巴黔中部，归路断绝，事在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故而认为庄蹻入滇时间为顷襄王时代。根据上述年代推算，阿育王与庄蹻当在同一时代，因而楚蹻晚年信仰佛教之说尚有可能。

从交通隋况和年代看，似乎对张道宗所杜撰史料有可信之处。但是如果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就会对张道宗的史料产生置疑，从其援引的材料中觅出不少的破绽。如近人向达曾提出疑问，他认为当时倘若佛教已在滇云流传，为什么汉魏以来的正史和南中碑志文物当中，找不到一点有关记载佛事的蛛丝马迹。《纪古滇说集》所言及的白子国的传佛胜地，如白崖鹤拓浪穹等处，均为南诏之兴盛以后，才见诸史籍的，尤其是鹤拓之名，乾符元年（公元874），高骈回云南牒②，中国尚无所知，是为事实。

“释迦本行记”之中所载的释迦牟尼舍身出家的故事中言：“太子逾城之浚，栖身隐谷忘身殉法，其父净饭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一人，相望营卫，期欲出离。”其内容与张道宗所说的，阿育王遣其三子和舅氏一人人滇的传说有相似之处③。阿育王死，诸子争立之事，在佛教书籍里亦有一些类似的记载④。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纪古滇说集》中的一些史料故事，属杜撰、捏造之言，只当作神话故事尚可，不可人正史。

金马碧鸡神话之传说

金马碧鸡的故事，首先出现在《汉书•郊祀志》里。即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至，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命谏议大夫王褒持节求之，道路不通，王褒至成都作文遥祭而回。王褒的移文说：

“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归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翱兮，何事南荒也。”

关于金马碧鸡的情形，《汉书•地理志》益州郡里，并没有说明。惟越嶲郡青蛉县注解说：“禺同山有金马碧鸡光景，人或见之。青蛉水即大姚河，今大姚县北20里有禺同山”。⑤照此说，金马碧鸡毕竟只是大姚县禺同山的两个山神。

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对金马的解释，引《华阳国志》载会无县有天马河，马日行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县有天马河天马塚天马祠。又河中有铜胎，以羊祀之可取。徐嘉瑞认为会无（今之会理）天马河中产贝子铜胎，进行铸马，因此谓之金马。后来这种传说，流传到禺同山，才有了金马神话的演变。⑥根据唐樊绰《蛮书》所说，青蛉蛮为白蛮苗裔，因此其文化和技术方面，比较本省其他民族则略高一筹。《金石索》⑦中有汉阳嘉四年青蛉洗，则青蛉自汉产铜，用以铸造铜马。史料虽然记录了其有铸铜马的可能，但是未反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影响。

原始的金马碧鸡，实际上可以将其推定为，滇西的昆明部族中图腾崇拜的残遗。因为处在图腾崇拜社会型态之中人们的信仰，有巫无奠，而且当时人们主要以游牧为生，为了获取猎场和食料，各个部族之间，连续不断地操戈相对，发生战争。《史记•西南夷传》中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同师即为今永昌，楪榆即为今大理。古代云岭大地上，游牧区域幅员广大，所说的嶲昆明，南起永昌，北抵西康（四川）西南大部分区域。由此可见当时方域已达数千罩，皆白氏诸族栖居之所。《史记•西南夷传》说，这些游牧民族处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代表的昆明部族，辄以游牧为生，在各部族对峙、争战时代，没有部落联盟的组织形态中，崇拜巫术的图腾，乃为各个部族之间不同的特征。⑧《永昌府志文徵》中引哀牢夫人残碑曰月出碧鸡，照哀牢之名县。《永昌府志文徵》亦有碧鸡台赏雪记。骆宾王破蒙露布载：“城接祠鸡，竟无希于改旦”。如丽江古称的花马国，其境内的岩壁上，尚有神马的遗迹。剑川满贤林的岩壁上亦刻着马蹄腾空之像。中旬以北的贡噶，亦有崇拜鸡神的遗俗，资以祈福。如《西行艳异记》日：“贡噶有一怪俗，最重视鸡，群以鸡为天神，无敢食之者。有疾者烧鸡矢吞服，谓可愈疾。生疮及跌打损伤者，以鸡矢和石灰涂之，人家神堂之四壁，鸡矢累累然，土人百分之八十，属于信鸡教，以信之可得福，有专代人祈福者。”

金鸡，在大理被人们视为吉祥物。金鸡在白族人民心中环绕着永恒的神光。无数的历史文化现象皆见证着白族和鸡的联系。名胜古迹有鸡足山，剑川的金鸡栖石、金鸡山，祥云的金鸡庙，大理的鸡岩寺，洱源的鸡鸣寺等。以鸡取地、人名的亦颇多。著名的有明代大理白族文人李元阳的出生地上鸡邑、下鸡邑，剑川的鸡坪、鸡登、鸡村等等。有关鸡的传说亦不胜枚举。如《金鸡斗恶龙》、《金鸡和石牛》、《金马碧鸡》等无数民间传说中，皆塑造了一个善良、聪慧、除暴安良尽善尽美的金鸡形象。有些民间习俗如：婴儿出生，亲朋好友要送鸡为“出生礼”；小儿得病将公鸡放到龙潭边，做替身侍候龙王，赎回小儿的魂魄，以求安康；新建房子，要用鸡血“点”中梁和柱脚，求得万代根基稳固……等等，皆表明了鸡在白族人的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从中不难看出，鸡代表了白族人民的意志，它和白族人休戚相关、同忧同乐。金鸡更是表达了白族人民对升平盛世的讴歌和向往，象征着美好、幸福和光明。

透过上述的一些资料和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滇西北地区在邃古游牧社会各部族里，存在着崇拜马和鸡的两个部族，以及昆明并此二族为一，遂有“金马碧鸡”的崇祀的由来。

“金马碧鸡”所处正当云岭的横断山脉间，此地山高水深，谿回谷转，若由蜀入境，堪称艰难险阻，故王褒才叹惜道：“深谿回谷，非土之乡”。又说黄龙白虎，可以为伦。因方士符识的邪说，西汉末期，十分盛行，故汉宣帝欲藉此祈福，长生不老，才发生了派遣王褒来西南访求金马碧鸡的故事。因为方士极欲将金马碧鸡比作黄龙白虎，能祸福人类，借以取宠于皇帝，获得功名利禄。而王褒受皇命抵达四川，才认识到金马碧鸡乃是当时西南夷中一种拜物教，并非方士所说的那样。无奈他只好托辞道路不通，在成都作移文遥祭而去。

唐宋之际，随着佛教传人云南，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三迤大为兴盛。金马碧鸡的神话，亦被佛家所改造和利用，这从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中所载的故事，亦可窥见其一斑。它乃借助神话来宣扬佛教的用心所在。

神话传说，虽难以置信，但说明金马、碧鸡二山命名已久，而且在唐人之前即已存在。樊绰的《蛮书》中就记录着“金马山”和“碧鸡山”东西隔水对立，山下还有祠的情形。而且后来人们还在两座山麓分别建起“金马寺”、“碧鸡祠”祭祀它们。到了明代又在今金碧路西段与三市街交叉处兴建了金马、碧鸡两座巍峨壮丽的牌坊，牌坊所处街道亦名为金碧路。城外东西两面还建筑过金马碧鸡二关，乃为进入昆明之门户。魏晋之际的词赋家左思亦写道“金马骋光之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蜀都赋》）的名句，由此可见在1700多年前“金马碧鸡”的传说辄以流布内地，遐迩闻名。我们一些文献史料中记载的，把金马碧鸡当作“神”来迎祀，却是当时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其奴隶制政权，而进行改造利用，以其充当其统治的精神支柱，蒙蔽人们，使人民对其产生一种误解。其实金马碧鸡神话，乃是我们的先民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一种创造，它以丰富的幻想，表现了先民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而且金马碧鸡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演变成为昆明的象征，作为春城的一个重要标志。

《鸡足山志》与《白国因由》

高奣映纂辑的《鸡足山志》中说：“滇国在周时未人中国版图，原为西域之地，为阿育王所封。且西方喇嘛，每年来朝鸡足者甚众，皆言自古相传，此是迦叶守衣之所，使西方果有鸡足，又何为远来朝礼。”还有《僰古通纪》说：“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岭山，洞名华阴洞。阿育王时敕长者明智护月李求善、张敬成等，来创迦叶圆觉石钟等庵，为鸡山有名胜之始。”（属唐天宝时，公元742—756年）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丙戌孟夏，大理喜洲圣元寺住持寂裕所刊《白国因由》一书序言里说：大理古为泽国，又名灵鹫山，或称妙香国，以其山水灵秀，诸佛菩萨常于此修行说法，开演道场，如张惟忠、李成眉贤等17人，精瑜伽教法。观音应化，凡十八变，均备载于《僰古通纪》圣元寺门扇窗格所绘，亦有数段，唯逐段因由，原属白语其学难识，故译为汉文。

《鸡足山志》和《白国因由》二部书，据称均出自《僰古通纪》，而且云南许多佛教史料多出自《僰古通纪》。《鸡足山志》中所说的明智护月三人开辟鸡山故事，与《纪古滇说集》所云的阿育王三子追求神骥至滇，死而为神的内容，有不少类似之处。《白国因由》一书1984年10月被大理州图书馆重新刊印发行。此书内容均为神话，是叙述“白子国”的创始源起，宗教色彩浓厚，但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记载大理白族古老神话传说的唯一书面文献，对了解和研究大理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学、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白国因由》中说道：圣元寺建自隋唐初，所以崇报观音菩萨开化安民之洪恩也。说明了《僰古通纪》纂辑的真实年代。《白国因由》还有以下内容：

初阿育王与师优波毱多，点视其塔，至白国阳南村造塔所，乃问师曰此国山青水秀，有何灵迹，师曰此处古称灵鹫山，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将无上菩提心宗，在此尽传。后来观音菩萨当来此处去性建国，王可令太子镇此地。王有三子，遂封孟季于鄯郸，封仲子骠信苴于白国王，乃升焰光天告天王曰，乞遣天宫尊而贤者，下降白国神助吾，镇国治民，遂与师同往碧溪山入寂焉。骠信苴号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也。传至十七代孙仁果，汉诸葛入滇，赐与姓张，至三十六代孙张乐敬求，朝觐，上封云镇守将军。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天师观星，奏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访之，有细奴罗者出，遂为白国王。

隋末唐初，罗刹久据大理国，人民苦受其害，观音应化伏之，授记迄将去，张敬成哀留，观音自雕像遗之，即今圣元寺美髯古貌之僧像也。观音授方广经辞，张敬成入寂，其日为三月十五日，居民奉献，后人以此交易，传为祭观音，即今大理之三月街也。

从上述文字看，是有关南诏国传佛历史的记录，而仔细分析实则是错综复杂且令人置疑的一些内容材料。灵鹫鸡足乃是2500年前中印度摩揭陀国传播佛教的两大名山，《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里明确地记载着，而且它与大理苍山和宾川鸡足山有别。迦叶为释迦弟子，聪慧、神通，他在释迦召开的灵山会上，悉闻正法佛音，拈花微笑，心领神会，秉持正法藏和佛的衣钵，人定鸡山（在印度境内），此并非中国境内的宾川鸡山。《鸡足山志》又向壁虚造明智护月李求善张敬成等三个阿育王派遣来鸡山开寺的长者，实为离奇之谈。明智护月一名的意义，酷似正法眼藏的解释。李求善的名义，与九世纪初，长庆间游化大理，创建大理崇圣寺的天竺名僧李成眉贤相似。张建成的名与《白国因由》传说的观音像入大理的那人完全相同。

由于这些不同的传说，均援引自《僰古通纪》，因此观音授方广经张敬成入寂一段材料，有一定真实之意。《滇释记》（清初鸡足山名僧圆鼎编）说：“开元二年（714），南诏盛罗皮遣其相张建成入朝于唐，受心经而回。今三月街盛行于大理，及期四方商贾虽外省外国者，皆来贸易于点苍山阅武场中，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滇系》纪录此事为：“世传高宗永徽四年（653），三月十五日，观音再至大理，因而每岁开市，若长安灯市然。官吏恐其喧争为乱，调卫卒以守护之，各如其期，焚香顶礼而敬。”大理三月街，至今一年一度，照常举办，而且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成为西南较大的文化、经济交往的盛会，但是广大群众却一直当其为是祭观音的大型宗教盛会。因此民间相传的故事是与统治阶级杜撰编造的那些谬说不同。

七世纪和八世纪当中，由于唐朝与南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佛教亦得以传播、兴盛。阁罗凤（764—783）反唐联盟吐蕃到异牟寻（795—824）归顺唐朝的几十年间，南诏对内统一滇黔，攻陷西昌、成都。对外征服中南半岛诸国的骠椫昆仑等部，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强盛大国。这时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想利用它控制人民、稳固江山。正如恩格斯判断罗马帝国发展时所论述的：“这时其统治阶级需要选择世界性的基督教成为劳动群众有效的服从工具，而把古代希腊罗马等地方性民族性的诸神，降为第二位”。照此推想：南诏与吐蕃联盟向外发展时，正和中古欧洲的东西罗马帝国一样，需要规模宏大的佛教作为南诏国的统治工具。因此，所属各部族崇奉的诸神，如：本主、巫教、金马碧鸡神等等，被降为二等崇拜对象。

既然佛教已成为南诏国教，那当时人们究竟信奉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佛教，禅宗、密宗……？石钟健《大理喜洲访碑记》中有关邓川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说：“天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那族姓婆罗门，从梵天口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己丑（629），观音大士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侣，开化此方，流转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庭，下以福祐人民。迨至蒙氏奇王之朝（细奴罗），大兴密教，封赠法号，开建五密坛场，为君之师。王重法，以公主之女甥妻之。”此说与元朝郭松年《大理行记》所曰：“师傅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的内容同出一辙。这就说明师僧就是阿拶哩，或叫啊叱力。段公墓志铭上刻记的“贞观己丑年，观音大士自乾竺来”，与《白国因由》记载的：“观音降伏罗刹，细奴罗为白王之在贞观三年”，亦相符，同时与唐玄奘取经返回长安之年也相符。

《大理古代文化史》罗庸在序言中云：

“降伏罗刹，乃密教战胜巫教的寓言。西藏赤松得真之宏兴佛教也，遣三大臣赴沙火尔印度震旦，迎大德入藏。自印度至者，即莲花生大士。他在藏主持译场，历十三载。所译梵荚，都以千计。有弟子贝落渣那，解行俱胜，摩诃伽黑（即大黑天神）三部仪轨，不空灭罪金刚经等译本，皆出其手。赤松得真贤之，遣赴印度求学，师事写尔孙哈，学无上密宗，得大成就。既归为黑教大臣所谮，王乃纵之，使至云南阿墩子一带，普宏密宗。贝落渣那至德钦，遇一赴藏求法老人，因授以阿字观，老人学成，南至大理，人见其着五莲冠而披袈裟也，遂谓之莲花冠老人。而莲花生大士故事，老人又稔闻之。自杨法律段陀超以后，口耳相传，因以成观音降伏罗刹之说，摩诃伽罗之经轨，既为贝落所译传，于是滇中土主庙⑨之塑大黑天，似亦可得其线索。”

罗庸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因为崇信密教，多次接触从西藏来滇的活佛，了解了许多有关密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所记述的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南诏野史》：

“鲜于仲通、李密（751—754）自西川入侵南诏两役，王弟阁陂和尚等六十人，献凯吐蕃，人马往来，不过朝夕。王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以故唐兵再败，死二十万人。赞陀啒哆尊者，游化鹤庆，阐瑜珈法，传阿吒力教。又永泰元年（765）凤伽异筑拓东城土主庙，纳天竺之秘咒丹书于神体中。”

根据这些史料分析，密教在南诏的流传，不会晚于八世纪，而且是从西藏传人南诏地区。元泰定元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刻记着：“如来灭浚，有佛陀波利从西国来至五台山，将神咒流传汉土，遍至云南。”咒文系阿吒力张禾用藏所书，这说明云南的阿吒力教与西藏亦有深远关系。在大理地区民间流传的“罗刹的故事”亦即由西藏的“罗刹神话”演变而成。《白国因由》中的左白象、右白马的有须观音，即大理的莲冠，实际上也就代表着西藏的莲花僧大师。

别外，大理苍山、鸡足山一带被称为佛国应从何时开始？七、八世纪，南诏国与唐朝时战时和，接触频频，因此中原盛行的佛教亦大量传入了南诏国。开始以张建成为主，定居大理喜洲（亦说宾川）遂发展成白子，后世号称宾居大王。开元二年（714）南诏王盛罗皮派遣张建成使唐，受观音像及授佛经回来供奉传播，（当然有关张建成之事，众说纷纭）。⑩无论事情真假，白子在滇西各民族之中文化很高，而且多数笃信佛教。到大理国段思平登位，也是靠佛力维持，感佛恩德，岁岁建寺，铸佛像上万。段氏自思平起到兴智共22王，其中7人让位为僧，一人被废为僧。以此与《白国因由》说的“阿育王徵询于师，封三子镇国治民，自往碧溪山（传说为鸡足山的原名）入寂”作比较，不难看出大理苍山和其邻近的鸡足山等地区，谓之为佛国，应该是白子政权确立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