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云南佛教艺术特色及其在中国佛教艺术上的地位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张楠发表了题为《云南佛教艺术特色及其在中国佛教艺术上的地位》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据(唐)《南诏图传》“文字巻”记载：“保和二年（825）乙已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南诏），如今何在？’语讫，经七日终度僧人”。它是阿嵯耶观音的化身。据《续一切经音义》载：“此云规范师，谓以则仪范，依法教授弟子”。“阿嵯耶”，即“阿叱力”、“阿遮黎”，译为“导师”，意为“密教”。 他宣称：“吾西域莲花部尊”。这是印度密教祖师龙树一派，后经龙智传莲花生、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中国。“梵僧来自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南诏的别称）”，这是佛教传入云南路线的重要证据,还有据《南诏野史》载：保和十一年（840）梵僧赞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西域和尚菩立陀诃”，即《南诏图传》中出现的“梵僧”，即古印度僧人赞崛确多到大理传播佛教，后被南诏王劝丰佑封为国师。在剑川石钟寺石窟2号窟“阁罗凤议政图”，此窟为坐宫议政状，共雕16人。南诏王阁罗凤端坐龙椅上，右侧坐着一个和尚，他手捻佛珠，头上撑着曲柄伞的和尚,他是王者弟阁陂。据《南诏野史》载：“（阁罗凤）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全邓、杨传磨牟等，并弟子六十人，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曲柄伞”、“有神术”都具有浓厚的密宗特点，可以说，阁陂和尚是南诏王室中一位典型的密教僧人，亦是南诏的国师，执掌教权，辅佐国王。其特点又与吐蕃密教（喇嘛教）“政教合一”不大相同，而各掌职权，“政教分职”。

南诏（738—902年）,是唐代在云南以乌蛮（彝族的先民）“蒙”姓为国王，白蛮（白族的先民）大姓为辅佐，联合边疆各民族而建立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南诏依靠唐王朝的支持, 统一了“六诏”,才建立南诏地方政权。随后，南诏又与唐王朝发生矛盾，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爆发了“天宝战争”。唐天宝十一年（752），南诏叛唐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又愿与唐修好，于唐贞元十一年（794）与唐使崔佐时举行“苍山会盟”，次年唐德宗遣御使袁滋册封南诏王异牟寻为“云南王”。南诏向唐王朝进献《南诏奉圣乐》，派子弟到四川成都求学。从这些史料，我们可看出：唐王朝和吐蕃势力曾几度进入洱海地区，而中原和西藏的佛教必然对云南佛教有影响。李京《云南志略》中说：“（云南）淫祀甚多，愚民惑焉”，即指此也。密教在云南称为“阿叱力教”，“师僧有妻室，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比出此辈。今则不尔，其得道者，成行精严，中日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

从以上这些史料可看出，云南佛教密宗艺术主要受汉传密教(杂密)的影响，有密教僧从印度经西藏或中原而来，有部分密教造像为云南所特有，其原型为印度直接传入，诸如梵僧、阿嵯耶观音、大黑天神等造像其他厕多是汉传“杂密” 的造像。密教在云南兴盛，由于其教义与云南的白、彝等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同质，不论从中原、经西藏或印度直接传来的密教，均得到南诏王室的支持，在与当地巫教在斗争中相融合，形成云南佛教密宗及其独特密宗艺术。

密教在云南的传播并不是口耳相传的经咒，而是梵僧“一犬、一杖、一钵盂随身，深入民间，长于拓植”，再到构筑寺庙，现藏日本京都友邻馆《南诏图传》中“铁柱记”、“巍山起因”、“西洱河记”等三部份，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南诏时期,梵僧(观音的化身)到云南大理传播圣教（佛教密宗）及兴起的情况。其后《大理国梵像卷》及《剑川石窟》造像、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则以修建塔幢、雕刻佛像、绘制图画等艺术手段，进行通俗的形象宣传。

在云南留下佛教艺术的实物和遗迹，初期以石刻造像为主诸如（唐）王仁求墓碑佛像，（南诏）巍山龙于图山造像、（南诏）剑川沙登箐第12号窟中佛及菩萨像；中期则为（宋）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钟寺石刻佛、菩萨南诏王室造像、《南诏图传》、《大理国梵像卷》及金属、石刻的单体造像，其中尤以储存供奉在佛塔中佛经、咒语、造像及金刚杵、供养塔为特色；后期到元、明时期禅宗兴盛，密宗信仰仅在民间的佛顶尊胜崇拜在经幢，墓碑中出现尊胜佛母及菩萨造像，从这些实物中看出云南佛教密宗及其艺术传入的路线及兴衰的历史。

第一部分：塔幢艺术　　

塔庙，梵文Stupa，音译“卒堵波”、“浮屠”、“佛图”等，意为“圆冢”、“灵庙”，但由于塔下埋有佛的舍利，因而方圆成为佛的象征。据《大般若涅盘经后分》说：“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佛灭后修建塔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作为一种“像教”的喻体。随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佛陀象征性的崇拜物，诸如菩提树、法轮、脚印、莲花、白象及塔等早期佛教艺术。

塔随佛教传入中国，并与楼阁式的建筑相融合，式样繁多，千姿百态，成为佛教徒崇拜的象征建筑物。其种类可分为卒堵波塔、四门塔、密檐塔、喇嘛塔、金刚塔、花塔、过街塔、缅塔等八类。初期多用木材建塔，上累金盘，是座楼阁。后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各派教兴盛，大兴塔庙，仿木构楼阁塔式的砖石塔盛行，有代表性的有西安大雁塔、杭州六和塔等。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中国密檐塔第一层高矗的塔身，是印度卒堵波半圆覆钵的变形，塔身上距离极密的塔檐，则是塔刹相轮的引伸和发展。此论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佛塔造型和内含的演变与发展。

云南现今保存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 宏圣寺塔,佛图塔,昆明东西寺塔等,都是唐(南诏) 宋(大理国) 时期的建筑。我国佛塔由于受帝王陵墓的影响多修建有“地宫”，而云南的塔还未发现地宫，所埋藏的舍利或佛像、经卷、塔模、法器等均在塔刹柱内，是“天宫藏宝”。另一更为突出的是偶数。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凡宫塔制度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级。”据《康熙字典》引《说文》曰：“西域谓浮屠也，或七级、九级，臻至十三级而上，其五级者，俗谓锥子。”在民间还有“救人一命，如造七级浮屠”之说。佛家一般以“奇”数为清净，在中原很少出现“偶”数的塔。但在云南却出现一些“偶”数的塔，如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千寻塔为十六级，南、北二小塔均为十级。大理弘圣塔为十六级。昆明妙高寺塔，为八级。这些塔为什么出现“偶”数呢？我们只能从密宗的“双修”去解释。

云南具有汉传、南传与藏传三种塔式，可谓千姿百态，集塔之大成，质地有金、银、铜、铁、木、砖石等造型。分为窣堵式溚、亭阁式塔、密檐式塔、缅塔、笋塔、喇嘛塔、金刚塔和磬锤式塔等。它们都是高耸突兀，直插云天的艺术形象。

A,密檐式塔有大理崇圣寺三塔, 宏圣寺塔佛图寺塔及昆明东西寺塔。

金刚塔，是根据《金刚经》中的金刚五部，即中为密宗教主大曰如来佛，东为金刚部主阿閦佛，南为宝生部主宝生佛，西为莲花生部主阿弥陀佛，北为羯磨部主不空成就佛等，“五佛”或“五智”而建造，是典型的喇嘛式塔的典型实例。

B、藏式喇嘛塔

印度的卒堵婆式塔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或尼泊尔，再传入西藏。其造型由原来年半球体，变为宝瓶形或金刚宝座式的喇嘛塔。这种塔式，随藏传佛教在西藏、云南部分地区流传，有磬锤式的大姚白塔。元朝时将喇嘛教奉为国教，这种塔式流向全国。塔基为“亚”字形须弥座，塔身是一个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钵，钵体下有一圈粗大的莲瓣，整体简洁，外形粗犷美观，因以白灰涂平，称为“白塔”。在云南至今何存有（唐）南诏大姚白塔和（明）昆明官渡金刚塔。

C、缅塔与笋塔。

为上座部南传佛教塔式是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传入云南南部和西部著名的塔有:

(1)曼飞龙塔,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乡曼飞龙村后山上,塔群由大小九塔组成。

(2)允燕塔,位于德宏州盈江县城郊大盈江畔的允燕山村。塔由一座主塔及四周44座小塔组成。上述南传上座部彿寺与佛塔, 在我国仅云南独有。

幢，为古代进行佛事祭礼活动时，在竿、柱顶上用宝珠和丝帛装饰的一种浮雕，也有的在塔前方左右和竖一长方形的碑石。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宋时期，建幢之风甚行，有为纪念高僧而建立的墓幢，也由于佛教密宗的佛顶信仰演变为刻陀罗尼经咒或佛像的一种石柱体，称为“经幢”或“石幢”，是一种带有纪念性的艺术建筑物。云南有昆明地藏寺经幢，通高660厘米，7级8面，由5段砂石组成，周围雕佛教密宗的佛、菩萨、天王、力士及天龙八部等造像300躯。大像高达1米，小者仅3厘米，造像极精，为滇中艺术之绝品。

基阶2层，皆正8角形，下层刻宝焰纹，上层略收，琢卷草。1涩8面上刻慈济大师段全撰《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及《佛说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

第二部分：石窟石刻艺术　　

石窟，随佛教传入中国，主要类型有僧房窟、塔庙窟、佛殿窟和大像窟等。后来，佛和菩萨逐渐走出了石窟，置于山水园林之中，造型也有所变化，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云南的剑川石窟是我国最南的石窟群,其他还有大理挖色石窟、昆明安宁法华寺石窟、晋什瓦黑摩崖造像等。

剑川石窟,按区位分为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3个片区，共17窟，造像138躯。各类题记44处，是我国最南的石窟群。

剑川石窟,造像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1）佛教题裁的石刻造像。石窟造像中众多的佛、菩萨、天王、力士、八大明王等，多为佛教密宗题材。其特点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菩萨造像中，尤以观音造像为多。天王及明王造像多面、多臂、呈愤怒状，面目凶恶，威猛无比。其中梵僧、阿嵯耶观音、八大明王、大黑天神的造像，独具云南佛教密宗的特点。（2）南诏王龛，应为“供养”人或本主造像。本主，为白族“本境福本主”的信仰，在洱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古老的自然崇拜而发展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偶像崇拜。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第1号窟及第2号窟，从布局上展现了王者坐宫议事场面，应属白族本主崇拜。第11号窟“大圣躅口大王及后妃男女从者等尊容，元改造像，昌宁记之”的题记。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窟中造像的人物造型及布局与保存至今剑川木坪村明代雕刻的本主造像相同，可确定这3窟应与白族本主崇拜有关。（3）为外国人的造像，诸如波斯国人、天竺僧人的造像，均具有外国人造像的特征。所以说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不多，但造像内容宠杂，有显有密，具有密宗造像的特点，就整座寺宇造像布局而论可视为以“大日海会”为主阿叱力教（密宗）的道场。

石窟还有大理挖色石窟与昆明安宁法华寺石窟。大部分造像多被毁坏，从所留存的造像可辨认的有佛、菩萨、罗汉像。

剑川金华山与晋宁多闻天王摩岩造像与禄劝密达拉大星黒天神摩崖造像。均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摩崖造像体量均在2--3米多。祿劝密达拉造像傍有大圣多闻天王,大圣大黒天神题记。

四川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刻于四川省昭觉县长湾乡博什瓦黑山（“博什瓦黑”，彝语为“蛇门岩”）16块巨大的岩石上，总面积达440平方米，共分为南、西、北3个区，共16幅，编号为81401—81416号。）有佛、菩萨、天王、明王、罗汉、供养人、神、兽、鸟及佛塔90多驱。其中81409号石刻，为《南诏王出巡图》，高8.8米,宽17.2米，主要人物有6人，由东向西排列，为王者出巡状。

第三部分：绘画艺术

云南壁画有剑川石鈡山壁画. 昆明晋宁观音洞壁画, 剑川沙溪兴教寺壁画, 丽江白沙大宝积宮壁画。画巻有《南诏图传》、(宋)《大理国梵像巻》等。

佛教东传，同时也带来了佛教绘画的题材、技法、色彩以及佛像制作仪轨的范本。其内容大体可分为：非情节性（指画像）和情节性（指佛教故事画）两大类。唐以前佛画多为壁画，唐以后随着文人的参与更加讲究意境，出现了山寺风景，仙释人物。所绘制的人物也由“梵式”逐渐演变为“汉式”。性感色彩被淡化，穿上了“冕服式”，像貌也变成鼻短目平，面型方正，五官清秀的华夏人种了。唐代以后，佛、菩萨、罗汉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造像更具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更加世俗化了。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由于其佛教的多元性，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世隆之母，祐妃也。出家号师摩矣，曾随祐至罹浮山城建一寺，于南壁画一龙，是夜龙动，岁损寺，复画一柱锁之，始定。”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又说：“州（指赵州，即今大理市凤仪镇）之北行数百步，地极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834）有高将军者，即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画于今罕见，意非汉匠名笔不能造也。”其他还有剑川石钟寺、沙溪兴教寺、晋宁观音洞、丽江北沙等地的寺庙壁画:卷轴画有《南诏图传》、《大理国梵像卷》，。

剑川石钟寺壁画《菩萨出巡图》，虽经风雨剥蚀，乃可见其“衣若出水，带若裆风”的唐人笔意。兴教寺壁画布局严紧，色彩丰富，笔意酣畅，神情自若，神人一体，以神扬人，集佛教绘画艺术之大成。丽江壁画气势宏伟，内容宠杂，释、道、儒三者同时出现，向人们展示了一条绚丽多姿的宗教画廊。晋宁观音洞与洗澡塘壁画，历宋、元、明各代，其内容庞杂，从二十八宿到佛、菩萨、天王、罗汉，再到民间信仰，无所不包。

《南诏图传》、《大理国梵像卷》等篇幅硕大，内容丰富，绘技精湛，在我国佛画艺术中屈指可数，被誉为“南天瑰宝”。

（1）《南诏图传》，为云南绘画最早的佛画艺术。它通过佛教的神异来神化南诏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图传》由画卷及文字卷两部分组成。画卷为纸本彩绘，长5.73米,宽0.3米。其画面大体分作8个段落：另有“文字卷”，计有2462字，内容叙述观音幻化授记，助南诏王细奴罗建立南诏国的神话；“观音幻化”，以每“化”为一自然段落，即是绘制画卷的依据，也是画卷的说明。整部《图传》为一幅图文并茂的连环画。讲述圣教阿叱力教初入在洱海地区战胜巫教的史实。

《图传》中出现了头戴高筒王冠，身着朝服的“中兴皇帝”以及爽臣王奉宗、张顺祀祭观音的场面。所绘人物94个，以及山水、树林、花卉、房屋、牲畜、禽兽等，具有人大于山，水不深泛，人物大小，尊卑有序，线条流畅，结构严谨，造型丰满，设色绚丽等，为典型的唐画风格，但又明显带云南民间绘画的质朴色彩。同时，它还为我们研究南诏历史、宗教和民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材料。《图传》原藏于清宫，后流失国外，现为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

（二）《大理国梵像卷》

《大理国梵像卷》，因系大理国描工张胜温所绘，又称为《张胜温画卷》，依据《故宫书画录》的记载，全称为《（宋）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绘梵像卷》（以下简称《梵像卷》）。为素笺本，设色画，全长16.365米,宽0.304米，是以佛教密宗《护国仁王经》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卷轴画。全卷绘有单体及组合像129组，大小人物774个，以及山水、亭台、舟辑、屋舍、狮、虎、象、孔雀等飞禽走兽。现存《梵像卷》可看出，它曾一度被改装为册页，计134开。按造像内容大体可分为3段：即卷首，绘“蛮王礼佛图”，四大护法，八大龙王，十六罗汉，维摩诘经变；中绘，南无释迦牟尼佛会及乐师琉璃光佛会，南无三会弥勒佛会；卷尾，为禅宗6祖，云南8大高僧，16观音菩萨，4大菩萨，12天神，宝塔，经幢及16国主众。卷前有清高宗乾隆题记云：“知此图在明洪武年间，初本长卷，僧德泰藏之天界寺中。至正统时，经水渐渍，及装成册，不知何时复还卷轴旧观，既已装池屡易，其错固宜。且卷端列旌幢仪从，其貌国主执炉瞻礼状，以冠香严法相，颇为不伦。卷末复绘16国主，释宗泐谓是各护法之人，亦应以类附。爰命丁观鹏仿其法为蛮王礼佛图，而以四天王像以下，诸佛祖菩萨至二宝幢另摹一卷，为法界源流图”。从“题记”中得知《梵像卷》的流传、改易概况。现《梵像卷》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丁观鹏摹本《蛮王礼佛图》不知下落，《摹（宋）大理国张胜温法界源流图》，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梵像卷》的内容，虽有显有密，但不难看出是以密教（阿叱力）为主。《梵像卷》中大理国王室人物所绘“梵僧观世音菩萨”、“建国观世音菩萨”、“真身观世音菩萨”等造像的原型，是出自《南诏图传》中的梵僧及其化身阿嵯耶观音。

《梵像卷》中所出现云南特有南诏王室人物，十六国主、八大高僧、梵僧观世音菩萨、建国观世音菩萨、真身观世音菩萨、大圣大黑天神、毗沙门天王及八大明王等造像，均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梵僧观世音及大黑天神、多闻天王等佛教密宗神祗还进入白族本主教的庙堂，体现了云南宗教的多源与融合。《大理国梵像卷》与剑川石钟寺石窟的造像题材，是以密宗阿力教为主的供养造像，但其中明显地也增加了禅宗、华严宗等内容，反映了云南佛教的多源和显、密并重的宗教融合情况，是我国重要的佛画艺术的珍品。

云南佛教艺术独具特色,可概括为“一个惟一”、 即佛教传汉, 南传, 藏传三大教派唯一的省(区):“ 两个独有”,即塔层为偶数与(宋) 大理国阿嵯耶观音, 为云南独有:“一大融合”即佛教的神祗大黑天神,阿嵯耶观音融入白族本主教中为迦篮和男像观音(俗称”观音老爹): 融入彝族土主信仰为白牛土主,还有南诏十三代王都成为土主: 融入亻一仈／仆儒释道三教都融入纳西族东巴教中。

云南佛教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缩影”.为研究中国佛教提供了数以百计汉文写经刻经及梵文巴利文,藏文,东巴文及珍贵的实物资料, 真可谓”中原失之,求之四夷”,在学术某些领域的研究是一块未开恳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