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霁虹 吴文光：云南与东南亚佛教在建设中的影响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萧霁虹、吴文光共同发表了题为《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往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影响——以大理崇圣寺为例》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从全球化格局的角度来看，云南在中国版图上不再仅仅是边疆，而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发展的国际大通道，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之上的外交地位凸显。目前，以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内在联系的天然优势，对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古至今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不断交往，这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发挥它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这是需要正视、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

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文化、价值观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三个资源，强调的是价值观及其影响力。宗教和平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而宗教沟通与理解则是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行通途。可以说，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云南省是中国重要的边疆省份和多民族聚居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界线长达四千多公里，与东南亚、南亚多国邻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向西南开放的独特优势，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生。就民族而言，包括汉族在内，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25个是少数民族。而在这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是跨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他们与境外同一民族有共同的族源、共同的宗教信仰，保持着历史与现实的天然联系，也包括宗教信仰的各方面交流频繁。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云南共同发展，还有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信仰并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其中，佛教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部派集于一省，为全国独有。云南省信教总人数是400多万人，其中汉传佛教140多万人，藏传佛教18万多人，南传上座部佛教90万多人。汉传佛教信仰遍布全省，藏传佛教信仰主要集中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主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等边境地区。

与云南省山水相连、文化相近、血脉相通的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也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世界有名的民族博物馆，据粗略统计，全区共有400多个民族和部族。在所有10个东盟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和部族；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和部族；越南有54个民族；老挝有三大族系共68个民族；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文莱也有10多个民族；就连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在宗教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他们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区。

从佛教的角度。就其信徒人数而言，在东亚国家中，佛教仅次于伊斯兰教。佛教信徒大约占东南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中，佛教占有绝对优势，约占东南亚佛教徒的94%以上。泰国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宗教团体，佛教信徒约占东南亚地区佛教徒总数的34%，越南，占28.4%；缅甸，占22%；柬埔寨，占7%；老挝，占2.7%；马来西亚，占2%；印度尼西亚，2.6%；新加坡，占不到1%。其他国家更少。至于单个国家，人口中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总人口数的93%；在泰国，占92%；在缅甸，82%；在老挝，占77%；在越南，占76%；在新加坡，占40%；在马来西亚，占20%；在文莱，占13.5%。其他国家比例很小。从宗教教派来看，目前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占优势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占优势的是大乘佛教。这样，对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要特别重视从小乘佛教的角度区开展交流与合作。对于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要更加重视从大乘佛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佛牙舍利、佛指舍利曾多次赴缅甸、泰国等国供奉，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南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七国的主要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其中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教是南亚地区的主要宗教，特别是在印度，80%以上的人口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则是南亚地区的第二大宗教，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口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印度国内也有大量伊斯兰教信徒。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过浮浮沉沉之后，在印度的信徒已经很少，成为边缘宗教。

云南有着4060公里陆上边境线，与东南亚半岛国家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临近泰国。南传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缅甸然后传入云南。汉传佛教经由云南传入越南，形成东南亚——云南佛教文化圈。

二

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宗教有增进国际交往、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这是通过宗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与国外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徒开展联系，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这对于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科学文化的交流，都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对于二战以后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赵朴初居士将之誉为“黄金纽带”关系。

在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宗教人员与商人的驮队一起，很早就踩出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原始“国际大通道”，不但沟通了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乃至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而且也促进了云南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在唐宋时期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就流行佛教。一般认为，南诏佛教为大乘部派，主要来自中原、西藏和缅、印，而且主要还是从天竺（古印度）经骠国（缅甸古国）传入的。保存至今的剑川石窟第五窟的“愁面观音”当地人称为婆罗门僧人，第三窟的弥勒佛称为高棉佛，还有“细腰观音”、“象首人身佛”等其风格都有异于中原地区的任何一种普通佛像，而是较接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特点。南诏以后，中南半岛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逐渐传入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说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千多年以来，宗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未中断过。

东南亚、南亚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多元宗教的云南省，面对着的同样是多元宗教的东南亚、南亚，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和文化（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或者“大文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古代乃至近现代，构成这种“大文化”基本要素的语言、文字、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无一不渗透着宗教的影响。宗教的传播，事实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

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经贸关系发展较快，文化交流相对滞后。在经历隔膜之后，相互都迫切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对方。在这里，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在当前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中，利用云南宗教源流多、教派多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丰富渊源关系，利用遍布全省的宗教景点景区，以发展宗教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宗教的国际交往功能。总之，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正当的宗教文化交流，有利于规范边境地区的跨国宗教交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建设创造有利环境。

三

大理是一个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他不仅和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也蕴含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内涵，古人称之为“妙香佛国”。而被称之为“佛都”的崇圣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经历代扩建，到宋朝大理国时期达到鼎盛。  相传，在南诏国时期，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由南诏王异牟寻陪同下到崇圣寺祈拜敬香。到大理国时期，暹罗（今泰国）国王耶多曾两次到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以玉佛相赠。崇圣寺因而在古代便成为东南亚、南亚崇尚的佛都，2006年恢复重建后的崇圣寺则成为当今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文化交流中心，是云南与国内外宗教界友好往来的桥梁。

崇圣寺开光七年来与国际国内宗教界的交往不断，2006年9月19日，台湾灵鹫山代表团访问崇圣寺，与中方以崇化大和尚为首的僧团进行友好交流。11月25日，韩国天台宗前会长田云德长老一行访问崇圣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陪同访问。天台宗前会长田云德长老及天台宗议长分别为崇圣寺题词：“崇圣普照”、“一心常清静，处处莲花开”。

2007年1月29日—2月5日，为落实叶小文局长关于缔结中日友好寺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中日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大理崇圣寺组成了以崇化方丈为团长，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巡视员赵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为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张琳、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日本科科长李贺敏、云南省宗教局一处调研员刘玉清、云南省宗教局一处主任科员孙云霞、大理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杨化宇、大理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杨迁、大理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妙智、大理州外事办公室涉外科副主任科员杨绍东、大理崇圣寺管理委员会委员冯辉、大理旅游集团办公室主任杨文炜为成员的大理崇圣寺佛教文化访日代表团赴日考察访问。此次活动通过对日本寺院的参观和考察，加深了解和友谊，加强了大理崇圣寺与日本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的交流和沟通，为缔结友好寺院提供依据。年11月12日，省州市各级相关领导陪同台湾佛光山星云老和尚视察崇圣寺，对崇圣寺给予了高度评价。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简称“日宗恳”）会长持田日勇、理事长山田俊和率第11次“日宗恳”访华代表团于2008年12月22日－28日赴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日宗恳”成立于1967年，是日本佛教界成立最早的对华友好组织之一，先后十一次送还我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对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2月25日上午，大理崇圣寺方丈崇化大和尚、大理州佛协会长圣光大和尚、大理州佛协秘书长妙智大和尚率两序大众及百名居士热情接待“日宗恳”一行参观崇圣寺，双方在崇圣寺方丈院进行了友好会谈。日方给予崇圣寺高度评价，双方互赠了纪念品。中方在风花雪月大酒店设午宴宴请“日宗恳”代表团，席间日方签名留念。崇圣寺管理委员会有关领导全程参与接待。通过此次友好访问，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为进一步加强中日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千年古刹盛世重辉、佛教文化一脉相承。根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大理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中国大理崇圣寺与日本国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缔结友好关系”的通知精神，经中日双方协商，日本国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一行39人于2009年2月20日—2月23日拜访中国大理崇圣寺，参加由中方主办的“缔结友好关系”庆典及签字仪式。此次“缔结友好关系”庆典及签字仪式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为指导，立足世界和平、社会和谐、人类和睦，着眼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历史为依托，以日本四僧塔为贯穿历史和未来的纽带，以佛教文化为载体，通过民间文化交流，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通过互访、佛教文化研究与交流等形式，不断拓宽友好交流的渠道，丰富友好往来的形式和内容，为促进中日友好的健康、长远发展做贡献。对弘扬佛教文化、推进大理地区的佛教历史文化研究、提升大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展示大理的悠久历史及多元文化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月19日，新加坡佛教协会副主席、新加坡慈光福利协会主席、新加坡佛牙寺方丈、新加坡护国金塔寺方丈法照大和尚率104人组成的佛教朝拜团访问大理崇圣寺，参禅礼佛。崇圣寺监院崇利法师率僧团全程陪同此次访问。第二次来访的法照大和尚给予了崇圣寺极高的评价，并表示将以崇圣寺为平台，进一步加强两国佛教界间的联系、交流，期待在崇圣寺的再次相会。

2011年5月22日，闽南佛学院第十二届本科毕业班参学团90余人访问大理崇圣寺，随后双方在大理崇圣寺讲经堂进行了友好交流，崇化大和尚向闽南佛学院参学团一行介绍了崇圣寺的历史渊源，双方互赠了礼品。闽南佛学院副团长逹源法师给予了崇圣寺极高的评价，并表示进一步加强两地佛教界间的联系、交流，共同弘扬佛教文化。7月22日至25日，大理崇圣寺崇化方丈一行赴浙江普陀山参加全国汉传佛教规范传戒研讨班。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先生、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学诚副会长、王健秘书长等出席研讨班。研讨班就传戒、持戒、学戒、传承延续弘扬戒律精神等议题进行研讨；就各省佛协，各省寺院传授三坛大戒法会经验进行交流；并对“传戒管理办法”修订说明展开了讨论。同年8月，崇化大和尚代表大理崇圣寺陪同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一行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拜访了日本各大佛教团体及寺院。其间，崇化大和尚向缔结友好关系的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赠送了由他本人和十二位大理崇圣寺文化、艺术顾问联手精心制作的书画长卷，受到了中日各方代表的高度赞誉，深深感动了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们。

2012年4月24日，崇化大和尚赴香港参加中国佛教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通过与世界各国佛教界人士的交流学习，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今后大型活动的举办积累了更多成功经验。5月6日受世界佛教僧伽协会的邀请，崇化大和尚赴斯里兰卡参加庆祝佛祖诞辰2600周年庆祝活动。此次活动增进了云南佛教界与斯里兰卡和各个国家及地区佛教界的认识与交往，同时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友谊，有力的推动了佛教事业的传播和发展。11月29日，应印尼大丛山寺邀请，崇化方丈及惟圣大和尚代表大理佛教界参加大丛山寺寺院落成及开光庆典，来自世界七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共同主持了开光庆典法会。

2013年5月19日至23日，应“联合国卫塞节”国际执委会主席、泰国最高僧伽委员会成员、泰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帕•菩拉玛攀迪长老邀请，崇化大和尚代表云南汉传佛教界随同以中国佛教协会祜巴龙庄勐副会长为团长、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旦巴司长为顾问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31人赴泰国出席了庆祝泰僧王智护尊者百岁寿辰暨“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时，大理崇圣寺积极进行文化推广，加强佛教文化研究院。2007年4月16日，首届大理佛教文化研讨会在大理崇圣寺成功举办。会议邀请全国著名的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大德高僧40余位参会。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崇圣寺》（创刊号）。2012年11月23日，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大理佛都崇圣寺、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2崇圣论坛在大理隆重举行。本届论坛邀请到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志远教授等40余位国内知名佛教研究专家参会。就唐代佛教密宗与大理白族佛教密宗进行深入研讨，充分肯定了大理地区独特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对大理和云南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佛教文化交往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搭建了桥梁，发挥了文化纽带的积极作用。通过佛教文化交往，一方面间接体现了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通过佛教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对方的优秀文化，不断创新发展，永葆自身文化的生命活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正视佛教文化交往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服务，同时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提升云南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国家软实力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