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国 王小玫：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中缅文化交流

2．经典佛经

南传上座部佛教奉为经典的三藏经，即《论藏》、《律藏》和《经藏》。而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有《律藏》、《经藏》、《论藏》和《藏外》四个部分组成，合称《南传大藏经》。源头传自五世纪斯里兰卡大寺觉音所译的巴利语佛经。以后逐渐形成以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四种傣文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经藏典籍。西双版纳的傣泐文与上四种文字同种同源，大约从明初开始用这种文字抄写佛经。目前云南保存的经典，主要是傣泐文，其次还有少量缅文、泰文。上座部佛教佛经有《维乃》、《书典达》、《阿皮堂玛》等。在释迦摩尼去世后四个月，其大弟子麻哈戛萨巴亭、麻哈阿娘达听和阿努罗达亭三人在印度龙洞集中主讲，最后记录整理成上述三部佛经。据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双版纳佛教协会会长沙弥勐海证实，最先传入西双版纳的二十本佛经是《书典达》、《唯乃亚比约戛》（《维乃》）、《阿皮堂玛》、《诺贺波坦》（《本生经》）及（下述各本是经书的第一个字，全名已忘）《府》、《玛》、《商》、《昂》、《柯》、《巴》、《邦》、《麻》、《注》等。在佛经经典上，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继承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精髓，用符合当地实际的方式和体现自己民族特色的形式记载和传承佛教的经典，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得以生存和发展，逐渐繁盛，成为今天中国唯一盛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

3．习俗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地区之后与该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男孩僧侣化和僧侣还俗的制度。

南传上座部佛教认为，男子在一生中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脱离家庭生活，而融入到宗教生活。只有脱离家庭，过着僧侣的清净生活，才能真正实践佛家的教义和戒律。南传上座部佛教进入云南之后，男性在10岁左右就要进入到寺院接受教化，只有经过佛教的洗礼，才能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敬，才有资格组建家庭。

据说此举有三层意思：其一，以本人出家为僧之举来超度祖先亡灵；其二，以本人出家为僧之举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其三，云南傣族历史上没有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因此男儿只有出家为僧才能学到傣文和民族传统知识、佛教知识。

男子出家为僧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俗称“升和尚”。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当地文化生活相融入的一个例证。当地人把“升和尚”当作是一次盛大的仪式，场面非常热闹，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化的表现之一。男子进入寺院之后，教化的时间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十岁左右进入佛寺到十七八岁取得和尚的资格后不论身份等级都能还俗回家。在佛寺，小和尚略通经书即可以当大和尚；年满22岁，经学学得较好可以升为佛爷、祜巴等。升为大佛爷祜巴者，便终生僧侣，不再还俗。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观念和当地社会都认为僧侣还俗是正常之举，适应当地的社会发展。这样不但使得佛教得以普及，维护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稳定；同时在男子还俗后有了强壮的劳动力使社会生产得以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缅甸人口80%以上信奉佛教，在古缅甸佛教更是成为国教。这使佛教自古以来就成为中缅文化交流重要纽带，是中缅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精神基础。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不但发挥着自身的功能，推动着中缅佛教的交流和发展，在中缅的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作为云南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云南佛教发挥着整体的功能性，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纽带。

早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从中国四川到印度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中缅两国就开始往来，而这些往来多是在经济方面。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葬墓和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发现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海贝，在腾冲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中发掘出汉武帝铸造的五铢钱千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都是中、缅商人在此通商时，互相贸易交换，遗留下来文物的作证。这段时期亦有佛教上的文化交流。根据傣族文献《帕萨坦》记载，佛历419年（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牙和佛经，这些佛经即是用巴利文记录的贝叶经。又说，佛历630年（76年），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派12格僧侣路经缅甸、泰国，前往哈利鹏宰那广观摩取经，后到兰嘎布塔火鲊听寺庙学习了6年。

到了公元3世纪，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对云南地区和缅甸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据《三国志》记载：“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只用寥寥数语记载了南征之事，但诸葛亮南征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林山，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葛亮将先进的文化带入西南地区，同时也影响了在地缘上有深厚关系的缅甸各个民族。缅甸史学家波巴信说“缅甸族向南诏吸取了各种文化”，而当时这些地区比较落后，先进技术和文化的输入，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今中缅两国各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建有诸葛祠、武侯庙、孔明城。在中缅边境的腾越、永昌一带有关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亮城等名称和遗迹，几乎比比皆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政权不断交替，但这一时期却是佛教发展的全盛的时期。在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有很多高僧经过缅甸来中国弘扬佛法。6世纪中叶，印度著名的高僧拘那罗陀（也称真谛）也是经过下缅甸的德林达依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中国翻译了许多佛经，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此时中国也有僧人经过缅甸来到印度学习佛法。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慧轮传》中说，在印度笈多王朝时，曾有中国僧侣20多人，沿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到达印度，印度国王还建造了一个支那寺，供中国僧侣停歇。缅甸成为中国佛教交流的必经之地，这种桥梁作用也使佛教成为中缅文化交流的纽带。

中国历史进入到了繁荣发展的大唐王朝，此时的缅甸是其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久远的王朝——骠国。据《旧唐书》记载，“（骠国）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此时骠国佛教盛行，这种宗教上的相似使其与南诏政权联系密切。骠国与唐王朝往来，地处云南的南诏政权有着重要的推动的作用。《旧唐书》记载，“（骠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有学者提出此时骠国主动向唐王朝示好是出于政治目的，骠国献乐的目的，是想借助唐朝的强大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便摆脱其控制。此次骠国的献乐，在唐代白居易、元稹等的诗赋中都可体现。此后，骠国一直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

骠国灭亡后，缅甸进入到了蒲甘王朝统治时期。蒲甘王朝的建立者阿奴律陀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积极推崇佛教，尤其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据《琉璃宫史》记载，阿奴律陀曾向中国迎佛牙，“笃信佛教的阿奴律陀思忖：妙香国——中国有一颗神圣的佛牙，如果能向乌底勃瓦（南诏王或中国皇帝）索得这颗佛牙让众生顶礼膜拜，佛教定会发扬光大，众生也将在佛教长存的整个五千年中受益无穷。遂尽起全国兵马，亲率四员神骑将及瑞品基、瑞品艾兄弟，分水陆两路，每路3600万人，径向中国进发。……阿奴律陀王带着天帝释赠与的碧玉佛像回国，置宫中供奉。”诚如骠国一样，蒲甘王朝亦是通过此时云南的大理政权与当时的宋王朝建立了联系。据《宋史》记载：“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氊罽、刀剑、犀皮甲鞍辔。”“崇宁二年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缅人、波斯、昆仑国进白象及香药至大理。”“政和五年缅人进金花犀象于大理。”据《玉海》和《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蒲甘与大理一起进贡方物。1287年，蒙古军的铁骑推翻了蒲甘王朝的统治，而在这之前蒲甘一直是缅甸的佛教中心。《信第达巴茂克碑铭》中提到，1286年忽必烈派它的王子雪雪的斤率大军进入缅甸时，有一个由两位法师率领七十个寺庙的僧侣组成的僧侣使团随行，入缅后驻于太公城。忽必烈在南征之时，想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征服缅甸的民众。由此可见，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力。

公元16世纪，缅甸又重新统一，统治者东吁王朝同蒲甘王朝一样也十分推崇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成为其与云南交好的重要途径。据西双版纳傣族史书《泐史》记载：“缅王以宣慰使刀应猛归顺缅朝，特诏授宣慰使为‘左禅国大自主福禄至善王’；并以公主婻阿钪妻宣慰使，称曰金莲王后，赐象牙印一颗，印宽三指，中刻须弥神山，周以铁围山七座，其下有海，有三柱，有鳌鱼一对，其上有浮图，有日，有月。”“（隆庆四年，1570年）金莲后生一子，取名刀韞猛，后并主建大佛寺一所，寺址景永城之西部，塑佛像一尊，坐宝座上，面向大缅国阿瓦城，名金莲寺，傣历名瓦波钪，亦金莲之寺之意也。”到公元17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又向中国内地传播。在清顺治年间，景谷县傣族地区景谷城郊威远街，刀汉苦土司修建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总寺大寨佛寺，当时寺内有僧人百余人，人称“缅和尚”。佛寺佛塔不断的修造、民众间佛教的传播这些都要归因于上层统治者提倡南传上座部佛教，使上座部佛教不断地传播发展，成为今天云南极具特色的地方宗教文化。

四、 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影响

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中缅两国佛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对缅甸和中国云南的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发挥着其在中缅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首先，最高的层次是巴利文三藏经典所包含的上座部佛教教义和哲学思想，这是上座部佛教文化的最高指导思想。诚如前文所述，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初期，只有少数高僧能领悟教义，一般的普通信徒不能领悟教义的精髓，因此上座部佛教与云南当地的原始宗教以及当地的民族习俗相结合，丰富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民族特色。只有宗教世俗化融入当地信徒的生活，宗教才能得以长足发展。加之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色，使宗教成为统治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这不但有利于宗教的长久发展以及佛教多样性，同时也促进了云南的长久稳定，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语言，促进了地区的发展。

其次，文学和艺术，如文学作品和寺院佛塔等，这些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宗教思想和宗教感情的表现和反映，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上座部佛教思想和佛教徒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在文学作品方面，《召树屯》这一傣族重要的文学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译文汉文，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故事记述了勔板加王子召树屯打猎时在金湖边与孔雀国勔董板最小的公主婻婼娜相爱，并结为夫妇。婚后不久，外敌入侵，召树屯出征后，其父摩古拉诬婻婼娜为不祥之物，欲杀之以祭鬼。婻婼娜要求临终一舞﹐于是飞返孔雀国勔董板。召树屯凯旋而归不见爱妻，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孔雀国，经过重重考验，夫妻终得团圆。类似的故事情节我们也能在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民间传说中发现。虽然版本不同，但故事情节都大体相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演绎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在佛塔建筑方面，云南佛塔的建筑风格吸收了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云南地区白族、布朗族等民族的佛寺特点，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风格。临沧地区临翔区（原临沧县）西塔就是一个民族临建筑风格大融合的体现。此塔建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是云南南传佛教现存年代较早的寺塔之一。它属于砖石结构，基座和塔身都是八边形。现存八层（塔尖已残），高约巧米，基座上叠砌亚字形须弥座。其上塔身由一层比一层小的圆状重叠组成。基座和塔体均为八边形。塔身以约75度角往上收，远观如笋状，塔体第五层和第七层各有一佛完，未设置佛像。虽然其基本型制为缅式佛塔，但也深受汉族密檐式塔的影响，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从中不但能看到南传上座部佛教成为各个民族沟通交流的纽带，也是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最后，佛教徒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它们是宗教思想的实践和行为化，也是与一般佛教信徒关系最为密切的所在。如上文提到的男子僧侣化和僧侣还俗制，都是具体的体现。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一些节日习俗中也可体现。泼水节盛行于云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泼水节在在缅文中称为“摩诃丁键”，原意为“过渡”、“转换”之意。与云南一样，举行的时间在公历4月（傣历6月），在一年之始，类似于汉族的春节。由于云南和缅甸都处在亚热带地区，每年公历4月是旱季将去，雨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播种的季节。但两地的庆祝方式和习俗存在不同之处，但共同的气候特点和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相似的心态。这种相似的心态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这种地缘相依、文化心态相似共同构成了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史学家、民族学家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他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分布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由若干文化元素或物质组成的文化丛，丛内的各种文化特质均散布于该文化圈的地理空间之中。东南亚南传上座部文化圈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缘、宗教文化和经济等联系，可以使云南这一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依靠这种文化认同心理，增进与缅甸等国家的了解和交流，推动彼此的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中国与周边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