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淳熙：南诏大理时期佛教艺术的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许淳熙（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妙传）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华中科技大学许淳熙发表了题为《南诏、大理时期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佛教艺术的发展》的主题演讲。许淳熙首先概述南诏、大理与骠国、文单国、吐蕃、唐宋等古代政权的文化交流，继而通过分析佛教音乐和佛像雕刻的特征，来探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对佛教艺术发展的影响。以下为论文摘录：

南诏( 737—902)与大理(937—1253)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建立的两个一脉相承的民族政权。南诏的版图包括现今云南省全境、贵州、四川、西藏之一部，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方。公元9世纪下半叶是南诏的全盛时期，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大理国的文化繁荣，从公元8到12世纪的数百年间，大理古城一直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大古都。在南诏大理国的周边，有吐蕃、唐朝、宋朝，以及位于今天缅甸的骠国、蒲甘王朝；位于今天老挝的文单国等多个古国。由于南诏大理国地处枢纽位置，因而成为了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又由于南诏大理与周边各国均为佛教兴盛的国度，因而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为核心。本文以探讨南诏大理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主题，首先概述南诏、大理与骠国、文单国、吐蕃、唐宋等古代政权的佛教文化交流，继而通过分析佛教音乐和佛像雕刻的特征，来探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对佛教艺术发展的影响。

由于南诏大理国所处的类似于“立交桥”的地理位置与其时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南诏大理国与周边各王朝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佛教文化交流是重头戏，这对南诏大理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如多元性、融合性、地方性、民族性等，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上。

（1）塔模

塔是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佛教建筑形式，缘起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国，塔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塔模，是将佛塔微缩后的模型。历史上往往比照真实的佛塔而制作塔模，但也可以设计出具有创意的塔模，从而使塔模成为极具观赏价值的佛教艺术。

大理地区古塔有一百多座，保留至今的还有四十多座，堪称古塔王国。而出土的塔模则数量众多，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仅从弘圣寺、崇圣寺两寺中就出土了137件塔模。大理塔模中，最多的一类是窣堵坡塔模，其竟占塔模总数的1／2强。窣堵坡源于印度，起初是为供奉释祖舍利而建，以后演变为埋藏高僧舍利的建筑。在窣堵波塔的下部有圆形或方形的台基，台基上建有一半球形覆钵，即塔身。窣堵波塔有4座塔门，周围建有右绕甬道，安有围栏，并以雕刻装饰围栏和塔门。这一形式表现出天地、大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印度宗教建筑的独特风格。

另一类为数不少的是密檐式塔模。密檐式塔为中国传统佛塔，由楼阁式建筑演变而来。密檐式塔由基座、塔身与塔刹组成，多为七级塔身，其中首层最高，四面券门，其余六层皆有门洞，塔顶四角置金翅鸟。塔刹由覆钵、宝瓶、相轮、宝盖和宝珠组成，除覆钵用铜铸以外，其上置玻璃质宝瓶，再上为一白色石圈，象征相轮。相轮之上置八角铜质宝盖，角系风铎，再上以一骨质仰莲承托三颗宝珠。

大理塔模中有一精品不幸遗失，据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崇圣寺铜塔模，在崇圣寺塔顶，民国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顶震落，模随隧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两，七级。顶作亭阁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躯，下层则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灿，精气夺目，当为滇中第一重器”。这件为李根源收藏的精品塔模，在抗战中遗失。

大理塔模精彩夺目，类别多样，充分体现出多元性的特点。

（2）造像

佛教造像，自公元一世纪前后诞生以来，逐渐成为一门博大精深，光耀古今的艺术。佛教造像的种类很多，从对象上分，可分为佛像，菩萨像，罗汉像，鬼神像等；从尺寸上分，可分为大型造像、小型造像等；从材质上分，可分为金像、银像、铜像、木像、石像、玉像等。

在所有菩萨之造像中，观音造像的种类最多。其千姿百态的造型，远远超过其他各佛。与我国许多地方一样，在南诏大理佛教供奉的对象中，观音极受人们崇拜与喜爱。南诏大理佛教创造的观音造像，叫“阿嵯耶”。其在观音造像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出多元融合的特点。

“阿嵯耶”是梵文Acarya译音，其含义包括“圣”、“轨范师”、“导师”、“正行”等。在我国各地的观音造像中，早期多为男性，唐宋以后，逐渐演化为女性。而阿嵯耶观音却兼具男女性特征，如肩膀宽大，胸部平坦，两腿直立，赤足，足部健壮有力，有如男性；但其腰身修长纤细、戴有耳环、手镯、项圈，又像女性。在服饰上也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其他地区的观音造像多为披巾著袍，而“阿嵯耶观音”上身着轻纱，下套长裙。耳珰沉重，双臂戴三角状雕饰之钏镯，头戴饰有阿弥陀坐像的菩萨冠。腰佩饰花扣带，裙裳紧贴于身，裙褶作规律性弧状安排，手多结“安慰印”、“妙音天印”。

阿嵯耶观音的独特造型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从阿嵯耶观音的造像中，可以看到印度佛教、吐蕃佛教、唐宋佛教造像的因子，也能感受到缅甸、老挝佛教造像的符号，以及大理地区佛教造像的特征。

（3）音乐

佛教音乐，又名梵呗。武汉归元寺主持昌明大师认为：梵者，清净、洁白、微妙之意，能令听者忘其世间忧悲烦恼；呗者，歌唱时具有独特超凡之风格，能令见闻者赏心、悦目、生敬。

与佛塔、造像等艺术形式一样，南诏大理国的音乐也受到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骠国乐的影响。《唐会要》载：“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风多演释氏词云。每为曲，皆齐声唱，有类中国柘枝舞。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与骠国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见此乐。”从本质上说，骠国音乐是一种佛教音乐。

东汉以降，佛教在中原大地历经了传入、扎根、创立宗派、广泛传播的过程，其间佛教音乐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而随着南诏大理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菩萨蛮》、《禅定》、《佛印》等乐舞相继传入，南诏大理的乐曲也具有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徐嘉瑞先生就曾对南诏当时流行的十二曲曲名进行考订，发现大都属佛教乐曲。

南诏大理历史上最著名的音乐是“南诏奉圣乐”。唐贞元十六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进一步密切同唐朝的关系，遣使杨加明通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朝廷敬献南诏民族歌舞——“夷中歌曲”。所派出的歌舞伎队阵容庞大，所着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为白族扎染而成。

“南诏奉圣乐”规模庞大，气势宏伟。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凡乐三十，工一百九十六人”,仅“序曲二十八叠”，足见其盛况。

被称为“经论梵音”的佛教音乐，是《南诏奉圣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部分以“骠国乐”担纲。《佛印》是“骠国乐”的第一首佛曲，此外还有《赞婆罗花》、《禅定》、《孔雀王》、《宴乐》、 《甘蔗王》、《菩萨蛮》等。这些佛曲大都是乐舞作品，集声乐、器乐和歌舞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同时，这些佛曲也与南诏大理地方风格结合，从而更具特色，如《菩萨蛮》是骠国“危髻金冠，璎珞被体”的表演形式与在南诏少数民族，俗称“蛮”演唱风格结合，从而称为“菩萨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