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皇宫到朝堂明代的俗信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北京做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佛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有着百世不替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北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僧人讲经说法风气较浓，是当时的中国佛教的中心。开展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明代佛教和明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佛教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定位。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发表了是为：《明代“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所载俗信群体研究》的论文，论文中对《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中所载的俗人作了考索，论文摘要如下：

自从明代燕王朱棣定都北京之后，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佛教也随着这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把北京作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佛门里面的各种人物都不断地来到北京，虽然各人的目的不同，活动的方式有异，但是都是无非想借助北京这个政治文化的大平台，为佛教张目，扩大影响，继而取得应有的利益。在万历年间，有一位四川的僧人真贵来到了北京，并在北京西城建立了寺院，留下了《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一文，本文即对此碑文作一些研究，间接谈到明代四川佛教与北京佛教的关系。

一

《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介绍了慈慧寺的所在地理位置，以及建造由来。该寺系由皇帝的亲近之臣——宦官共同“义置”，太监王效牵头此事。是庙建成后，聘请四川安岳来的僧人愚庵真贵住持，并且得到了圣宣文明肃太后的敕赐，捐资修建，赐以大藏经，又赐寺额“慈慧”，成为有影响的寺院。朝廷官员李长春撰写了寺院建造的碑文，范谦题额、曾干亨书丹，林之茂摹写上石，任三重刻碑，将此事记录下来。下面结合史料对此碑文一些内容进行考述。

二

慈慧寺“义置”的发起人太监王效，史书无载。《明史》记载的王效是都指挥佥事充延绥右参将，战功赫赫，与碑文中所说的不是一人。不过，碑文指出的“慈慧禅寺”系圣宣文明肃太后所赐。“圣宣文明肃太后”即李太后，是明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李氏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其父李伟是通州济县永乐店人。李氏初入宫时是一般宫女的“都人”，被分配到裕王府侍奉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嘉靖四十二年，19岁的李氏为裕王生下长子朱翊钧。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逝世，裕王继帝位，成为穆宗，李氏封为太子妃。穆宗皇后陈氏多病无子，朱翊钧10岁即位，朝臣张居正等议定，尊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李氏为慈圣皇太后。此后，李氏累加尊号，称为“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喜”皇太后。李太后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去世，享年70，被谥为“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与穆宗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李太后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事业很支持，被佛教界称为“圣母”。《明史》说孝定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剎，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张）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万历年间的佛教之所以繁盛，与李太后的支持有很重要关系，李太后在印经、放生、讲法等均给予佛教界全面支持。据说“明李太后，忽梦一山皆莲，因下部遍搜名山，有莲华其名者，部以此山应，勅建铜殿，并赐寺额圣化隆昌”。佛教界对这位太后赞赏有加，

撰文者“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经筵日讲官、知起居注富顺李长春”。“资善大夫”是金代出现的官名，而且还是一个级别较高的，有一定地位的文散官名，专门为名人而颁发的一个官位。清代以后，此官被废除。

“经筵日讲”，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此名。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经筵”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元、明、清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特别是神宗万历年间，因为神宗十岁登基，在大臣张居正的安排下，每天都要长时间听讲经书，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

李长春，字棠轩，四川富顺人。隆庆戊辰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聪颍博洽，有诗文行世。万历十九年繇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升任仍兼翰林院学士。李长春在朝廷主要负责教育与文字编纂的工作，曾经编纂过《实录》，撰写过多篇碑文，如《经筵赋》、《新修成都桥塔碑》、《修建武所城记》等，当时朝政颇乱，人心思危。李长春性情刚烈，不善圆融，曾经上疏得罪皇上。

李长春与佛教的因缘应是涉及不深，他结识真贵法师是因门人傅伯俊的推荐。傅伯俊，别号秦观，聊城人，事迹不详。喜与文人交往，为“艺文而友”之一。其本人的诗作没有留世，现在只有他人写的与其有关的诗作，如明胡应麟撰《余徙陆至安平镇闻傅伯俊明府先一夕过此，怅然有寄》诗云：“一夜长洲令，双凫跨碧虚。徒飞秦观梦，未达鲁连书。计吏黄金诏，郎官白玉除。鲈乡亭下路，归客倘踟蹰。”

傅伯俊是皈依之人，法名“久迟居士”。他与密藏开禅师关系密切，喜爱游山拜庙。佛典中有密藏开与给傅伯俊的两封信，其一《与傅伯俊侍御》，这封信密藏开以告诉梦境的故事形式，来开导傅伯俊，让他明白“夫心境二边，不过得失、逆顺两种。得之得孰与失之得之为至，顺之顺孰与逆之顺之为大”的道理，要傅伯俊跳出“得失逆顺”之圈圚，自遣“法侣妄情”。

其二《与傅伯俊居士》，密藏开写这封信时，大概傅伯俊已经年过五十，故密藏告诉他人生的道理，五十之前当以报国忠君为职是，五十以后要以修行志闲为顺性，以此来劝说傅伯俊应该走“闲情野性久旷忠贞”，过好人生“梦幻百年”。密藏以五十作为人生的分界岭的说法，与婆罗门教所说的人生“四行期”的道理颇为相似。“四行期”是把人生分为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云游期四个阶段，亦即人生从师习艺、研修吠陀；娶妻生子，经营家业；入林苦修，修身养性；服务四方，以求解脱的四个过程。密藏开根据中国的社会情况与中国思想的特点，把人生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世间与出世间两者间的根本不同点，解决了人生在功利与信仰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人生解脱道路，表现了中国僧人的务实的想法与观念。

李长春通过和真贵法师之间的交谈，感觉不错，他特别赞同慈慧寺作为“十方常住”寺院，而采取的“居无常主，事无专制，有能通明内典，精严戒行，翕然为众所归者，即可抗颜登座”的做法，故应同乡真贵的请求撰写了《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为了撰写此碑，李长春还专门在寺里“停轺近郊一日”，给足了真贵的面子。李长春何时辞世，笔者无考，但是他是死在了老家，“葬富顺县东鳌溪上”。

篆额者“赐同进士出身、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丰城范谦”，字汝益，江西丰城人，隆庆戊辰进士。万历二十年繇詹事府詹事，升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二十二年繇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升任仍兼翰林院学士。范谦也是文化人，有《双栢堂集》留世，亦撰有《经筵赋》等。范谦对天文学有很深的研究，在朝廷主持万年历的工作。

范谦负责礼部，他严格维护礼教，他把维护权威作为己责，上书要求考生考试作文时，要中规中矩，其所负责礼部的工作时，一丝不苟。由于范谦工作尽职，颇得后人的赞许，万历二十五年范谦病故之后，无人可以替代他的工作。范谦逝世后，朝廷原谥“文恪”，后谥“文穆”。

范谦与佛教的关系，史书无载。但他有诗留世，如《游洪阳洞》云：“绝壁攀萝一窦穿，洞中虚豁敞壶天。青莲倒插浑无地，玉笋长生不记年。游客漫寻烧药处，山童犹识种芝田。为逢贤令双鳬舄，蹔借云窝半日眠。”又《壶公山》云：“我闻壶公仙山天下奇，俯窥碧海波琉璃。东西日月两明镜，挂在扶桑若木之髙枝。壶中仙翁握真宝，手搏日月自颠倒。杖头更觉天地宽，万壑千岩恣幽讨。”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信仰较为浓厚，欣赏道家的仙道生活。在明代，已是“三教合一”的时候，范谦能够丹书《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也可说明他接受“三教一途”的思想，又由于他的地位很高，为太子少保，属于正二品，大概与李长春也为故人，故能够接受寺院之请，书写了碑额。

书丹者“赐同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光禄尚宝少卿、山东道监察御史吉州曾干亨”，字于健，万历进士，知合肥、休宁二县，擢御史。万历年间是明朝的改革时代，大臣张居正实行新政，配合明神宗“精核吏治”，故政坛屡屡变动，在这场改革活动中，曾干亨屡被谪贬或被启用，深深地卷入在政治漩窝之中。曾干亨倾向于张居正的改革，他在休宁主持了万历九年张居正发起的“清丈田粮事”，及其以后赋役黄册的攒造。万历十八年，他以光禄少卿兼监察御史，阅视大同邉务，劾罢总兵以下十余人。张居正集团的重要成员辽东总兵李成梁爱将张学颜被御史冯景隆弹劾，“御史孙继先、曾干亨、给事中黄道瞻交章论学颜”。变幻无常的官场倾轧，使曾干亨“以忠直得罪矣”，于是利用东林党赵南星事件，“遂引疾归”。

史载曾干亨“平生言行不苟，与兄并以名德称。”又称“若臣乡大理卿曾干亨、太常卿王时槐、与臣巡歴所知若雒之、户部主事尤时熙，温和纯粹，有明道之气”。生前着有《山房稿》六卷。曾干亨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与当时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熟悉。真可讲“法语”，将一大藏经喻为“根本法轮”，说“大经也者，岂惟释迦如来之根本法轮，亦是过未诸佛根本法轮。此轮吉水，曾干亨不知何处持来，施与庐岳黄龙寺。”江苏常熟居士瞿汝稷发愿刻大藏，“同时发愿者又有曾干亨、傅光宅、唐文献、曾凤仪、徐琰、于立玉、吴惟明、王宇泰、袁了凡共九人。”曾干亨还亲自撰写《刻大藏愿文》曰：“密藏大师唱化国中，刻全藏以广流通，此东土一大因缘也。青原人曾干亨一闻，发欢喜心，深惟下劣，自闻佛乘以来，日用四威仪中，恍然别是一世界。每诵内典一句一偈，便觉灵根滋长，矧此全藏如大云雨，克遍大地，丛林卉木，靡不沾润。欲报佛恩，舍此流通，奚先哉。乃矢心自服官，以至归山，俸赀随分捐助，转相化导，效此涓埃。无始以来，漏业消殒，速彻无生，及四恩三有。微尘众生，同此愿力，同灭罪垢，同悟菩提。饮一滴慧水，即泛妙庄严海，出万劫沉轮，立证毘卢法身。十方虚空尚有量，我此宏誓永无边。弟子曾干亨百拜谨书”真可对曾干亨所做的这一切，持赞赏的态度，曰：“今匡庐黄龙寺，有僧谓宰官菩萨。曾干亨言曰：黄龙藏经阁成，未有司阁者。仆欲造毗卢佛一尊，以为匡庐风月主人，可乎？曾公曰：善哉，稀有。子既欲以毗卢圆满之香，熏一切众生，亨虽不敏，敢不以文字三昧助发此光。达观道人偶读斯文，亦横口一上，见作随喜云耳。”

此外摹写上石的“广阳林之茂”和东安任三重二人，史籍无载。按照刻碑的工作程序，石碑经打磨好以后，要专门用反体的字描摹，然后再进行镌刻，此二人因位于下层人士，是没有身份的专用工匠，故生平不被记录下来，仅在石碑上留下了他们的工匠名字。

三、结语

对北京佛教的研究，几十年来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其中尤以北京的包世轩和天津的何孝荣之两位学者的研究较为突出。北京学者佟询等人对北京的佛教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其所主编的《北京佛教石刻》一书，搜集了数百通石碑，并对碑文进行了整理，功不唐捐，功德大焉。

对慈慧寺的研究，以笔者所见，何孝荣的《明代北京寺院建设研究》一书中有介绍，因为北京在明代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故佛教在这里异常发达，建设各种寺院数百量达几百座，慈慧寺亦只是众多的寺院之一，深入研究还没有看到，只是介绍了这座寺院的基本情况。

通过研读碑文，可以看出这块碑文的撰写者、题额者与书丹者等都是来自于朝廷的命官，寺院的建立来自于宫廷内的特殊群体——宦官，寺院的发展则来自皇室的亲眷，最后才交到了僧人的手中，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光大。所以慈慧寺首先是通过前面三部分人的分工与合作才将一座寺院平地而起，又在僧人的最后努力下，最终打造成一个在京城有一定影响的伽蓝。

慈慧寺的俗人群体，分别代表了不同方面的力量，宦官是特殊群体，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代的宦官热衷于建寺做功德，对此何孝荣已经做过较为深入地研究，指出了这一群体之所以要在建寺修庙方面的原因。官员群体是佛教上层护法主要来源之一。明代官员已经受到了三教合一思想浸染，既便是不受皈依的人，或持儒家或道教主张的人，也不太反对佛教，像范谦即为典型，他与众不同了强烈的儒家思想，追求道家的成仙主张，但是还是接受了为寺庙题写寺额的要求。而作为当时参与建设寺院的居士们来说，这些居士由于掌握了话语权，故能够对寺院的建设与宣传做出很重要的贡献，这又可以在碑文的撰文者、题额者和书丹者的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例如撰文者与题额者都是在朝廷位于官二品的尚书级的大人物，用今年的话来说，属于副总理级的人物，可以管理国家某一重要部门，如李长春和范谦都做过礼部尚书，礼部是主管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文化与宣传部门，整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离不开这些人的掌控与操作，宗教则也属于礼部来管理。书丹者曾干亨在大理寺工作，大理寺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国家法律部门与监察单位，它们也同样握有重要的权力。而且这些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取得进士之后才走入仕途的，他们自身的学问素养很高，又富有文采，有头脑，有思想。例如李长春对佛教的看法并不是简单的盲信，而是通过与真贵法师的交谈之后，觉得这座寺院的确是实行了佛教界的“十方先贤”的制度，所以他才愿意动笔撰写碑文。故这些人是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界精英，对整个国家体制内与社会上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还可以有机会与上层和最高层的领导互动，进而影响到高层的权利，他们身上所发出的能量可以说是用不完的，佛教界人士当然不能小看他们。

最后，皇家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太后的影响更是不能忽视的。不管哪一方力量，在慈慧寺的建设与发展上，都离不开李太后的控制与影响，而且有了李太后的照顾与影响之下，慈慧寺的发展不仅可以上档次，而且还可以得到来自更多的赐予与赞助，而且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慈慧寺很快在北京众多寺院中崭露头角，而且正是有了太后的影响，使这座寺院参与建设的居士一下就上升了千人，极大地解决了寺院建设的资金筹集的问题。

总之，《敕赐慈慧禅寺十方常住碑记》并不是一块简单地叙述一座寺院历史的碑，它的身上透露出诸多信息，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分析这块碑文中所记载的俗信群体，可以看出当时寺院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方向，以及管理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