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老法师（1902——1989年），俗家姓赵，名哲，出家后法名明真，号真慈。湖北省荆门县人，出生于荆门县乡间的农村家庭。他幼年家境贫困，在一所破烂不堪的庙宇中读私塾，庙宇的土墙和地面潮湿不堪，以致他的足部因伤致残，终生不便。不过由于多年苦读，使他奠下了国学基础。

明真成年之后，曾在地方机关任过小职员，那是民国十年（1921年）前後的事，湖南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大小机关黑暗腐败，欺压百姓。明真过不惯这种官僚衙门的生活，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毅然弃职舍家，投入武昌莲溪寺，依圆安法师座下剃度出家，时为民国十三年（1924年）。落发翌年，到湖南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戒师是越尘老和尚。自此以后，他一直居住在湖南，以湖南为他的第二故乡。

南岳是湖南佛教中心，设有一所南岳僧侣学校，是素禅和尚和灵涛法师等所创办，以灵涛法师任主讲。明真圆戒后，即在该校肄业。由於他天分颇高，又刻苦向学，故成绩优异，深为灵涛法师所器重。民国十五年（1926年），南岳僧侣学校由於保守势力的抵制，以不合作的态度拒缴分摊的经费，致僧侣学校无以为继，不得已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停办。明真乃住在祝圣寺自修。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涛法师把僧侣学校迁到祝圣寺，改名为南岳佛学讲习所。明真以具有国学基础，被聘为讲习所国文教员。此时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他一方面为学会僧讲授国文课，另一方面，灵涛法师在讲习所讲授《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课程时，他也随众听讲。功课之暇，他自修研读禅宗典籍。这时，他开始执笔为佛学论文、散文、小说等，向当时的佛教杂志《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等投稿。也与太虚大师门下如大醒、芝峰诸法师通信，请教佛学问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侵华军兴，中国八年抗倭战争爆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季，巨赞法师受南岳宝生和尚之邀请，到南岳的佛学讲习所任教。巨赞法师思想激进，到南岳的目的是从事抗倭活动。是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军方在南岳设有“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要人叶剑英任副主任。巨赞在田汉等人的引见下，与叶剑英见面，在叶的鼓励和支持下，巨赞在南岳成立佛教抗战协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明真在此时认识了巨赞，二人意气相投，成为好友。明真也受巨赞法师思想的影响，感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投身於抗倭活动。

南岳的“佛道教救难协会”，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在祝圣寺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出宝生老和尚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四人为副会长。会下分股办事，由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曼慈任庶务股长、灵涛任书记长，而明真担任了文书股长。该会的组织大纲和宣言，都出於明真之手。他所撰写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无间”，曾传诵一时。民国三十年（1941年），湖南籍的道安法师，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明真也是撰稿人之一。

抗战胜利之后，明真法师仍驻锡南岳，先在祝圣寺的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后来南台寺住持了达、监院见宗二师，请明真法师到南台寺，另行成立“南岳佛学研究社”，由明真担任主讲，先后讲过《成唯识论》、《教观纲宗》等。当时同在研究社任教的尚有道屏、暮笳等法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明真法师曾应国立湖南师范学院师生之请，到该院讲唯识学，讲稿发表在当时的《海潮音》月刊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时当国共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兵源不继，湖南省政当局要徵青年僧侣入伍当兵。南岳僧侣组织“湘桂僧青年联合请愿团”，由明真起草请愿团宣言，反对这项措施，宣言中声称∶“抗战时期，和尚当兵是为了救国，而今是内战，和尚不能参与。”

是年秋季，明真法师在长沙福开寺做客，湖南佛学讲习所的教职员如大定、博明、自智、宝昙、戒圆等人，均视他为导师，不时向他请益。1949年8月，湖南解放，明真一度迁至湖南省武冈县，在乡间一所小庵暂居，等局势安定後，仍返回南岳祝圣寺。这时南岳特别区的人民政府，聘请他为工作人员，从事文物管理的工作。1950至1951年，湖南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明真以其一贯支持农村反封建的思想写过一篇写在南岳土改快要胜利完成时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佛学》月刊上，他要求佛教徒支持这场运动。

1952年冬，明真法师应长沙佛教界人士之请，出任长沙福开寺住持。翌年，在长沙市佛教徒大会上讲话，提出佛经上“随顺众生，恒不舍离”语作为原则，要求佛教徒在思想上念念不忘众生，为众生利益安乐著想；勉励出家人积极参加生产，以生产与修行两者结合起来，把生产当佛事，寓修行於劳动。后来，长沙市僧众生产合作社和尼众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长沙市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明真指示他的学生，青年僧人博明和戒圆，支持和推动这项工作。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明真法师出席了成立大会，当选为佛协理事。翌年，又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应北京的佛教协会之邀，到北京参与佛协的工作，以后就长期驻锡在北京。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成立，由周叔迦居士任教务长，明真法师任副教务长。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真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8年，他又被选为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底，应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之请，于1959年返回湖南，参加《湖南省志．宗教志》的编纂工作。同时参加的还有南岳的僧侣曼慈、心专、戒圆、绍贤等法师。《宗教志》中的佛教篇章，由明真法师主编，从确定体例到搜集资料、编写目录、进行试写，明真伏案工作，以一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唯这部《宗教志》，到1960年时因故中止，明真法师乃返回北京。

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真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这时他年已六十一岁，仍在佛学院开课，培育後进。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期间，佛教领袖人物，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内，都受到斗争，明真也不例外。他在北京，原住在法源寺，后来被迫迁到广济寺，再被迫迁到伊斯兰经学院，后来又奉命再迁回广济寺。明真以佛家忍辱、无诤的精神，一切逆来顺受，泰然处之。叫他搬迁他就搬迁，叫他做某项工作他就做。不但做，而且是十分认真的做。烦恼当前，他当是修道的助缘，就这样他捱过了苦难的十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明真老法师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在1980年，於中国佛教协会的大会上，明真老法师又当选为佛协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也接受佛教协会的安排，出任北京名刹法源寺住持，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5年，又被选为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他已高龄八十四岁，他不顾年迈，亲回湖南主持湖南佛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并主持省佛教协会和市佛教协会的成立。老法师回湖南开会期间，正是酷热的夏天。会后回到北京，以辛劳过度，患了脑血栓症，行动不便。自此以后，他写信、写文章等工作，就只能口述，而由侍者代为执笔了。

1987年，明真老法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继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赵朴初居士多方面关心他，他也感激不尽。他虽在病中，仍以奋斗不息的精神，授徒讲学，著述不辍，甚至於还接待海内外宾客。他的重要佛学著作，如《身非是“我”论》、《精神的试析》、《大乘百法明门论臆测》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问世的，受到各方面的注视和好评。

1989年春季，明真老法师健康衰退，他曾对侍者说∶“我今年已八十八岁了，也该死了。不死的多余时间，得以多念念佛。希望大家不要让我吃这样的药、那样的药。‘阿弥陀佛’四字便是我吃的药。”到了四月间病情增重，法源寺的执事人员，送他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广安门医院住院，延至5月17日，在众人念佛声中安详而逝。世寿八十八岁，僧腊六十六，戒腊六十五夏。

明真老法师一生以从事僧侣教育、培育佛门人才的时候居多。他平时指导学生∶要将佛法融合於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树立无我思想，建设人间净土。他一生清贫澹泊，从不享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平著作甚多，但大半都已散失，如今，搜集起来可编定成集的，约七十万字。主要的论著有《身非是“我”论》、《五蕴皆空的研究》、《大乘百法明门论臆测》、《什么是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