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对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探索

方立天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方立天教授的学术生涯肇始于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他先是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随后是侧重华严宗和禅宗。这一研究顺序，使他很自然地意识到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他的佛教中国化思想。

方教授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主要得益于三个条件：

第一，与中国世俗政治的协调。佛教传入之时，中国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皇权至上，决不容许神权高于皇权。中国佛教徒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处之道，其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既强调僧侣独立于政治，维护佛教的独立立场，又说明佛教的道德教化有助于世俗的政治统治，两者有一致的地方。这是封建时代佛教僧侣对政教关系所作的最出色的总结，为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虽然有摩擦和冲突，但从历史上看，相互融合是主要方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资源，并在伦理道德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同时佛教提升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理论思维水平，直接催生了新儒家，也推动了道教全真道的形成。佛教的禅宗、儒家的理学和道教的全真道，就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动产生的三大硕果。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佛教的文化创新。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是以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为标志的，以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最为典型。这些宗派大不同于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徒创造性地整合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果。这些创造性的成果，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核心内容。

方教授具体描述了中国佛教形成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格义式佛教、玄学式佛教、学派化佛教、宗派化佛教和心性化佛教。同时他还概括了佛教中国化的四个途径，这就是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和判教创宗。

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方立天教授又从佛教与其它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上，多层次全方位地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他详细说明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关系，以此展现中国佛教的特殊品格，揭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