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的开创者实际上是被称为六祖的曹溪大鉴禅师慧能（638—713）。从初祖达摩到慧能，六代的禅的传统实际上是由慧能及其门下所确立的。把这种初期的禅宗史事与六祖慧能本人的佛学思想传到今天的，就是《六祖坛经》。坛是戒坛的意思，经是表示效仿佛经、亲自总结的自己的说法。所谓《六祖坛经》，则是说明自己是禅宗六祖并广为道俗设立戒坛授戒的六祖本人的说法集，或叫《法宝坛经》，或叫《法宝记》，或称《施法坛经》。古代叫“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叫法略有不同，而简称《六祖坛经》则最准确地表达了这本书的实质。
当初，《六祖坛经》似乎只许可有限的几位入室弟子抄写受传，其后不久，到其法孙弟子时代，由于以六祖为祖师的新的禅教运动的迅速发展，作为其开山祖师的语录，遂广为一般弟子所习读。在质与量上，禅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从唐末五代到宋朝就更为显著。随着禅宗史的发展，《六祖坛经》的原文也在发生变化，其在各时代的异本之多，在禅宗文献中也是极少见的。从现存最古的敦煌本（约七八〇年时期的）到广为一般人所阅读的明版系统的流行本，其数量已经超过十种。
《六祖坛经》的这些诸多异本在其本文上表现出繁多的差异，有的地方还包含有完全相反的思想，甚至有些主张简直不能认为是六祖本人的。这些不仅仅限于文献上的差异，而是反映出各个版本在其所编时代对六祖慧能思想的推演。详细考察这些文献时，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好说明中国禅宗思想的历史。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处于最古的敦煌本和明版系统的流行本之间的宋元诸本。所有这些都流传到日本与韩国；虽然这是最近时期的一个新发现，却都说明了禅宗思想之地域的扩大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很有意思。
今天，当这些现存的所有异本通过原写本或原版本的影印而汇编成书，作为禅宗史研究资料向人们广泛提供的时候，我谨就诸本的主要内容作些简要的说明。
首先，现存最古的敦煌本是日本的矢吹庆辉于大正末年在伦敦调查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文书时发现的。最初，在昭和三年（1928年）发刊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中刊登了其校订本，昭和四年出版的《鸣沙余韵》上发表了这本书的全部照片。其后不久，到了昭和九年，铃木大拙又对照《兴圣寺本六祖坛经》及《神会语录》等重新校订，由森江书店出版。《六祖坛经》在唐代时就已经被日本的圆仁（794—864）和圆珍（814—891）传到日本。这可从他们的取经目录中查知。但不幸的是，今天未能见到其本文。现在，以矢吹发现的敦煌本为最古。由此书可知唐代《六祖坛经》的特点是不分卷而总写的一卷本，从内容上看，也是只给继承南宗佛法的入室弟子的传授本。
其次：宋初的《六祖坛经》曾被改写过。这从兴圣寺本的卷首所附惠昕的《序》文及契嵩（1007—1072）的《坛经赞》、郎简的《序》文中可知。即《唐书·艺文志》中是“僧法海六祖坛经一卷”，而北宋末的《郡斋读书志》却记载为“六祖坛经三卷唐僧惠昕”。此外，还有传说存在两卷本的。宋代的《六祖坛经》都是上下两卷，其特点是把全书分为十门乃至十一门。从内容上看，可说明它作为南宗禅的语录之一而有着广泛的读者。关于这一点，除上述之外，从宋代诸家的藏书目录中也可以证实。遗憾的是，今天未听到在中国还存有这一时期的遗本的消息。传说日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天宁寺本、金泽文库本（残部）是这个时期的版本，其样式与内容颇有值得注意之处。兴圣寺本是以前面讲的敦煌本的发现为机缘，铃木大拙于昭和八年对京都掘川兴圣寺的古传本加以修改后介绍于世的。大乘寺本等的再发现是继此之后的。
再其次，《六祖坛经》在韩国的流行及其历史值得注意，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早在新罗时代就流传唐代宝历二年（775）的版本，书名是《曹溪山第六代祖师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释沙门法海集》（无著的六祖坛经生苕帚讲）。今天虽不知其是否还存在，但据说高丽朝曹溪宗的智讷（1158一1210）就是从《六祖坛经》与《大慧书》而开悟的，并且还开版过。可见他确实看见过宋代版本。智讷的刊本现在是否还在，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与《大慧书》并用一事推论，这一时代的宋代版本是二卷或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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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柳田圣山、俊忠翻译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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