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越利：为何寺庙越修越大而信徒越来越少？

中国佛教的整体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图片来源：资料图）

近年来，寺院愈修愈大，愈修愈好，愈来愈富。但是，中国佛教在公众眼中的整体形象似乎并没有随之水涨船高。至少没有涨高到与寺院的宏大富丽和数量众多相称的高度。个别寺院的形象好像反而有所下降。

造成这种不协调的原因之一是寺院功能错位，加重了信徒的信仰成本。寺院修大了，金碧辉煌了，门票也接踵而至地涨了。未到寺院之前，风景区收一次昂贵的门票。到了寺院，寺院再收一次昂贵的门票。结果游客多了，信徒少了。有钱的信徒作法事的多了，贫困的信徒进不来了。僧人俗务多了挣钱多了，修行少了。在古代，寺院的大门是敞开的，寺院为贫困的旅人提供免费食宿，向考生、小商贩廉价出租住房，为乡里施医施药，为乞丐和灾民施粥。这些优良传统在港台和国外保留得比较多，在内地很少看到了。

寺院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满足信徒的宗教信仰，不分贵贱贫富。二是为僧人提供修行和居住的处所。其它功能是派生的和附属的。现在，不少寺院的旅游功能高升为第一位，宗教功能反而沦为了附属，这叫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功能错位。这些寺院疏远了穷人，违背了佛关于众生平等的教义和对众生一视同仁的胸怀。寺院不懂万法皆空，执着于钱财，全力以赴地聚财，却向信徒讲看破红尘，公众形象能不下降吗?

造成这种不协调的原因之二是寺院名气大了，信众对僧人的期望值也随之增大，但一些僧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道德滑坡，信众期望僧人作道德楷模。他们最想看到的道德嘉行大概集中在以下五种：第一，为人谦和，平等待人;第二，生活俭朴;第三，廉洁;第四，慈悲;第五，淡泊名利。特别是大寺的执事僧，地位耀眼，被信众视为当然的道德楷模，信众认为他们一定是这样处人处事的。可惜的是一些僧人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样，有的做得很差。一边是期望值在增大，一边是抵挡不住社会转型的负作用对寺院修持的冲击，再加上机关化、官僚化，造成个别僧人的道德也在滑坡，表现为架子大、奢侈、假公济私、缺乏同情心、追逐名利等。一些民众对这种现象有看法，是不能怪罪的。

知识分子信众对僧人增大的期望值，在道德楷模的基础上，还期望向僧人讨教佛学。改革开放以来，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僧才，但是精通教义、佛学高深的义理高僧却愈来愈少。因为老的义理高僧愈剩愈少，中青年义理高僧成长滞后。滞后的原因很多，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本文只讲外部的一个原因，就是僧人考内地国民教育的大学读博士生遇到规则困难。规则之一是佛学院的本科学历不被承认，之二是必须考外语。不少活佛和喇嘛已经熟读佛典，懂现代藏文、古藏文、梵文和汉文，想考博士生，由于佛学院的本科学历不被承认和英语不过关，只能搓着双手在大学校门之外连年叹气、徘徊。对于研究藏传佛教来说，懂现代藏文、古藏文、梵文和汉文要比懂英文重要。大部分活佛和喇嘛走的是考寺院格西或佛学院格西的路，同时有几位在国民教育的大学读博士生不是很好吗?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但规矩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僵化。佛宫煌煌，大寺林立，但却无足够的义理高僧研究和推进中国佛学，国内外会怎么看?佛教史将如何写?只记载门票收入吗?

上述具体问题有些是寺院本身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寺院左右不了的。寺院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中，有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寺院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靠僧人去解决。实际上，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说到底是树立中国僧人的形象。而中国僧人的形象主要靠自己去树立。

思考至此，使我想起一次经历。去年(2006年)底，我到一座大城市参加佛教学术会议，会议安排全体与会学者参观该市新竣工的大学城。这座大学城是几所名牌大学连在一起的新校区，占地面积很大。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只能乘坐大轿车在大学城里走马(跑车)观花，结果是大开眼界。从车窗向外望去，数不清的现代建筑造型新颖，错落有致，功能齐备，气势磅礴。楼间的园林和道路，花团锦簇，美仑美奂。说这里是海外仙山、人间天堂，似不过分。但这里远离城里的老校区，老师们大都不愿搬来住。

站在车厢最前部的导游小姐嘴对着扩音器，面向大家，很自豪地问道：“诸位老师，你们看我们的大学城好看吗?”她等待着大家的赞美。一位著名教授立即高声回答：“这不像大学，像宾馆。大学生住在这里，是上大学吗?”一唱百和，全车异口同声地否定这座大学城。这出乎导游小姐的意料。她略显惊愕。

她很快反应了过来，对着扩音器大声附和我们说：“我带过很多团到这里参观，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无不交口称赞，今天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批评大学城。这说明你们是教授，教授懂得应当修什么样的大学。太深的学问我不懂，但我知道名牌大学必定有两种标志：校园里有百年以上的古树;校园的小路上，经常会看到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缓缓散步，衣着很朴素。”听完她的话，全车的人都会心地笑了。我很佩服她的随机应变。虽说是随机应变，但她讲的确有道理。她讲的就是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学者们批评豪华的大学城，表达的就是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的精神实质也可以用于佛教。可以说：“佛教者，非有大寺之谓也，有高僧之谓也。”这是说，有佛教不是因为有大寺，而是因为有高僧。佛教可以没有大寺，但不能没有高僧。简言之，高僧比大寺更重要。历史可以证明此话完全正确。释迦牟尼时，哪里有大寺?他创立了佛教。菩提达摩也没有建大寺，他传来了禅法。

这句话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找到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最佳途径，那就是树立高僧意识，争做高僧。现实中可以看到，高僧管理的寺院，问题就少多了，形象就上去了。如果中国的寺院都由高僧僧团管理，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必定光彩夺目。

高僧之“高”有多种，利国利民是一种，弘法护教是一种，管理寺院是一种，精通义理是一种，潜心修行是一种，救苦济贫是一种，建寺造像是一种，等等。无论哪一种高僧，道德高尚都是他们做人做事的基础，前面提到的那五种道德言行应当已经养成他们的习惯。总之，只有道德高才是高僧。在此基础上，或佛法高，或功德高，必定至少会做到上述诸高之一种。

现在好像是寺大僧自高。其实，宗教职务高、政治地位高、社会名气高、生活待遇高、存款额高、我慢心高等等，与高僧之“高”不能划等号。我说的树立高僧意识决不是树立这六高意识，我说的争做高僧决不是争这六高。前三种高与高僧之“高”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并存，也可能不兼有。即使并存，前三种高也不是高僧争来的。第四种高需要定力，后两种高则与高僧之“高”相对立。

为了促使中国僧人树立高僧意识，争做高僧，建议中国佛教协会制定办法，定期开展评选高僧的活动，宣传现代高僧的事迹，请各界人士投票。另外，培养中青年义理高僧，需要教育部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