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人与佛菩萨是市场交换关系？　　

功德信仰是一种象征交换关系（图片来源：资料图）

传统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的“报”信念及其信仰方式，曾经是经典儒家如《礼记》的核心概念，之后与佛教的果报信念结合为一体，渐次成为了中国人表达儒教、佛教乃至道教信仰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社会学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交换。

功德信仰，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象征交换关系。

象征交换是指那种通过一系列未被标明“价值” 的符号交易来进行的象征交换形式，它能够提供一种活动模式，乃是人与佛之间以一定的信仰、崇拜作为媒介或象征的关系。它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仪式性的。其象征意义是由宗教及其体系所规定的，是由信仰的群体意识、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其主要特征是，在象征交换关系里面，包含着获取与回报、给予与接受、礼物与对应物的循环等过程。它与市场经济中发现的那种生产性交换相反，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它作为一种“混合的游戏”(mixed game)，渗透了人与人、人与佛之间的交换关系，构建了佛教信仰者由个人到群体及至社会的必由路径。

在既定的功德交换关系中，功德信仰者的象征交换关系，可以分为做功德、种福田、人与功德信仰对象之间的互惠关系及其信仰上的祈求与保佑，从而是一种最有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还报系统。

在当代民间信仰中，学界曾有论著认为，这种民间信仰内涵有一种实践逻辑，叫做“心意兑换率”。它是汉民族民间信仰中一个存在于信徒心中不必言明的微妙概念。它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神圣的公平原则，使得民间信仰得以成为凝聚认同的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代表了一种世俗的不平等关系，因而使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地方社会的一个权力场域。

同样，在相当民间化的佛教信仰里面，人们强调功德信仰，其中也有一种“功德兑换率”。这种功德兑换率，一方面，它代表了每个人在佛陀面前的平等，只要心诚做功德，佛菩萨保佑就会具有普遍性；但功德兑换率也正好说明了功德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功德兑换率的基础是个人的财力，那么，钱多的人就会拥有更高的功德兑换率，使之成为个人财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展示。所以，功德兑换率实际上还是包含了一种信仰不平等关系。于是，人们就会形成“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

功德信仰的社会化驱动

我国目前不缺信仰，缺的是信仰分享机制与共同的信仰实践。由此可说，我国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如果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全无联系，那么神圣世界也就毫无裨益了。”与此同理，私人信仰如果不与社会精神彼此联系，那么这种信仰也就毫无意义了。

为此，即使是对功德信仰的追求，它们亦能驱使信众去建构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信仰共享之民间群体。这就是功德共同体的建构趋向。如果一味地限于个人功德及其功德兑换，那么，就只能是私己的功德，难言佛教信仰共同体的社会功能。

社会人类学曾经把“交换”与“报”的现象，肯定在超越个人、集体或社群的层次之上，亦同时否定了“交换”与“报”的现象，可以单纯由“个人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来解释的可能。所以，功德式信仰，依据其本身具有的“功德兑换逻辑”，其实是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一个信仰基础，即以功德之间的象征交换，超越个人功德信仰的有限性。虽然其中有个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但从个人是无法进行功德交换、个人无法维系功德交换过程的规律来看，“功德兑换逻辑”之中同样会有超个人的或建构功德共同体交往关系的价值信念。这就把功德交换逻辑转换为佛教与社会之间的“相对交换关系”了，使之具有了佛教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取向。

不是简单地批评或肯定，而是如何使寺庙的经营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公共事业。这才是当代佛教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国佛教界亟需一种专业化的公益事业，或专业化的佛教组织，以免经济意义的过度承载而出现制度和管理的混乱。在此基础上，佛教、寺院的组织运作形态，即可在丛林化传统层面整合现代社会急需的事业化制度设计，把宗教圣职与事业专职的双重角色、以及事业专属性与神圣权威性，于一种现代社会必要的、却又位居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基础上，使之双双整合起来，以现代社会要求的形式来建构其社会公共事业。

因此，即使是私人化的功德信仰，也能具有相当的公共意义，把私人信仰社会化，由此构成了以“功德信仰与信仰社会”为基础的佛教社会理论。

最后要指出的是，私人信仰必须成为社会的信仰，才不会使信仰发生再度危机，不会使人们对信仰不信任，不会使中国人在解决了信仰危机之后又出现宗教危机。

就“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而言，如何做到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三宝就是三宝；不因人事之缘故，不因贫富与贵贱，不因人而异，不因地而异，不因国家民族而异，最终成了真正的、超越的、终极的、社会的信仰。这应当就是人间佛教之信仰结构重新建构的必要。如此而言，一种新型的佛教信仰模式，就能够在重重矛盾之中而得以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