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群众路线是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

核心提示：2015年8月8日上午，明贤法师于青海北海禅院祥和菩提塔为前来参加北海禅院禅修营的各大高校学子等营员作《信仰的群众路线》开示。明贤法师表示：“假如有一天，法师们或者是信仰佛法的信士、居士、研究者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贫苦的老百姓中，不会出现在乡村里，只会出现在高大上的场合，高官贵族利益最集中的区域，甚至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和名流之间”，“这有可能使当代中国大陆佛教呈现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降格与浅薄化，丧失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成份的地位”。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刊登明贤法师开示全文的第一部分：

群众路线是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群众路线是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

州政府和北海禅院之间有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谋天下者，可谋一隅。”这句话所谈的就是全局概念。我们说，人不能脱离开世界，世界是人心所造。以谋天下之心来谋一局之利益，这是合情合理的。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个人的修行也是如此。

甚至我觉得，佛教发展所呈现的各种现状和我们的修行都有关系。如果修行完善，怎么会呈现一些不利于个人观感的事件和现象呢？因为心净国土净，世间呈现的不清净现象和我们自心的修行成就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因此我们对内要严格地进行个人的修行，对外也要操心天下信仰事。

北海禅院每一年的禅修营都同步进行几个类型的课程：一方面是严格的禅修以及实修方法的运用，另一个方面，对于信仰也作深入全面的观照。

甚至可以认为，禅院每一年最新的课程都是一种全新的全社会层面意义上的信仰动态观察和路径分析的前沿思想报告。你不用去别的地方找，我们课上所谈到的问题肯定是现在最尖端、最前卫的。

这并不是说北海禅院要展现某种特殊性，而是作为一位佛弟子，观察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进行思想总结，是分内事，是责任。

有一则鱼翅广告，是姚明做的。他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个大家可能都熟悉。这句话其实反映一个非常客观的市场规律，就是你没有一种庸俗诉求，庸俗的事就进不了市场。

同样道理，我们来谈佛教发展的路径问题。虽然侧重点是谈我们的主导思想，我们主要的思想方向应该如何？但其实是谈给谁听的呢？谈给我们的需求者——信仰的诉求者。

如果我们诉求一种很庸俗的，那必然会诞生一种很庸俗的现象。这是谈僧团门内的事给僧团门外的人听。或者说，谈法师们的事给信众们听。

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大众非常理解目前佛教四众的处境，僧团应该完成的使命，于是就会选择自己在僧团中的诉求，这样使得僧团能够如法地按照他们所需要的路线去走。大家就是未来成全佛教的核心团队，就是僧团去成就或是去腐朽的主导力量。

因为你们在未来会有信仰，有知识，有能力，会去评价、分析，甚至去改变。大家都是佛教未来健康发展的主流希望，所以这里我们学一学信仰的群众路线实在是非常有必要。

信仰的群众路线是分三个部分来说的：第一，群众路线是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其实还有一个标题：脱离群众的佛教没前途；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谈从群众中来，为何无法回到群众中去，是谈一些现象；第三，谈形式左右内容，路线决定实质。

我们先从第一个谈起：群众路线——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

我们这里作一个设想：假如有一天，法师们或者是信仰佛法的信士、居士、研究者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贫苦的老百姓中，不会出现在乡村里，只会出现在高大上的场合，高官贵族利益最集中的区域，甚至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和名流之间，那么这样一个四众的信仰群体能否给佛法带来健康的前程？

甚至我们可以预想到，这有可能使当代中国大陆佛教呈现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降格与浅薄化，丧失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成份的地位。

我们有责任，也有理由为这一份宝贵的传统文化瑰宝进行呼吁：脱离群众的佛教没有前途，而“群众路线”是汉传佛教发展所必备的基本远见。

1.负面标签：当今个别佛门法师的大众观感

我们前段时间都听说过季某某等几位官员落马，前次学习中已经提到了。高官落马伴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就是“鞋拔门”。头一天南京的传真法师拿一个鞋拔送给他，到第二天中纪委就把他请走了。大家都传言，此事成了坊间笑谈：法师的鞋拔送得好，拔到中纪委去了。

于是随着官员及相关腐败利益集团的倒台，法师也被推到聚光灯下。这其实是一个代表，相关的时事评论针对贪官和个别高僧之间的交往，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讨的主题，比如“佛门到底还能不能救度贪官”、“有悔改之心的贪官还有没有被救赎的资格”，都是敏感问题。

然而，“贪官加高僧”这个组合真正戳到的是佛教发展的一个痛点，或者说是一个穴位，就是“路线问题”。

是努力攀附达官显贵，走一条虚假繁荣与意外风险并存的高端路线，还是潜心依靠最广大、最基层的民众和乡村，依本分而朴素修行，走一条健康踏实与广阔未来并存的群众路线？

这样的基本远见，如果存在昏聩不明或决策方面的失误，那么肯定是当今佛门的重大失误。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像刚才说的，不会再出现在乡村贫困的地方，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名流和高官显贵之间，佛教的信众也多半只能追求一些小资高调的享受，而无法把他们的信仰撒播在广大民众中。

很显然，倡言群众路线的我们就需要大声疾呼了：如果没有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那么佛教出现的这些问题，每个人谁也不能独免。所谓吉凶祸福，大家都要承担。那么，我们就必然要探讨一个“负面标签”的问题，就是当今佛门偶尔呈现的这种大众观感。

我们看小标题：借教敛财。地方政商勾结，挟持无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僧团来冒名敛财，但败坏的却是整个佛门清誉。

我们看到，在“鞋拔门”里，其实有一些比较深邃的背景。某些佛教的法师对官场规则为什么那么谙熟于心呢？比如“鞋拔门”里暴露出来的特别庸俗的一些话：“平安落地就是阿弥陀佛”“有文化没文化，要学会听话”。这几乎都成了经典“语录”了。而且这居然是某位法师的语录。这样就形成了大众的一个笑谈。

为什么法师们成了这些官员的心理辅导师和行动指导员？这些官员为什么会去向法师祈求这样的教诫呢？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深情厚谊”？结果就使得当贪官们下马的时候，有瓜葛的这些法师也被牵扯到其中，贴上了负面标签。

这样的负面标签，其实和老百姓痛恨贪官的负面情绪有着很大的关联。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又和先前民众一直期待的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的暂时落空有莫大的关联。

或许佛门某些大德在面对贪官的时候，施展了凡夫难以察觉的特殊慈悲来实施“救度”，却一不小心成了整个社会负面情绪的发泄口，这是危险的事情，成为大众观感中的所谓“山寨”，第一观感就是，觉得佛教的法师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眼前的这一位是“山寨”，没有办法。可是实际上当前我们所背的黑锅远不止这一口。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借教敛财”，实际上大多数是政商勾结的产物，所有挟持无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僧团，以这样来冒名敛财。

为什么提到冒名的问题呢？任何一个假西天都必然要依托一个真西天。如果没有一个寺院在那个地方立着，那么打造一个佛教文化景区，想挣到钱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真正的僧人在那儿，真正的寺院在附近，所以才有利可图。

比如我们熟知的“曲江模式”，那就是以一个十倍于寺院大的景区，投入大量的金钱集中进行融资，形成了一个大的景区后，和寺院去谈，要用寺院的名，用寺院的历史，用寺院所有的背景资源为景区充实内涵，把所有的通向寺院的通道全部都截断，直接通到景区里，要人们到与寺院同名的一个景区里面去。

到了里面，人们发现变味了，这里不是寺院，也没有真正的出家人，但却是寺院的名字。进去了以后，也会得到各种各样以佛教语言的标签来进行的各种募集、敛财，甚至用他们内部的话来说，就是“开解”，就是让进来的人把钱全掏干，掏空给所谓景区。那么他们收了钱以后，每年拿出一小部分犒赏一下寺院，就算打发了。

如果寺院不愿意合作怎么办？那么寺院法师们的灾难就要来了。有白天拆迁队来拆庙的，有晚上来做工作让法师离开的，甚至有三更半夜带着狼犬、藏獒到寺院门口嗷嗷乱叫，扔进火团，各种情况都有。

很显然这是把“借教敛财”变成了法师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情况。如此败坏佛门清誉，然后财物被冒领，这个是僧团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寺院包围在其中。

“曲江模式”曾一度成为全国上下竞相模仿的模式。当然后来通过各方面的呼吁，已经有了反思。

打着佛教的招牌随意利用佛教，庸俗演绎佛教，勾兑心灵鸡汤等情况使得佛教在大众心目中浅薄化、娱乐化、工具化的观感在蔓延，于是神圣性有时候确实遭到了质疑。

那么多黑锅背在身上，原因却并不完全都是外在的。内在也有需要自强的这些方面，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坚守底线，把自己的行为准则确定到合乎这个时代的水准上，那么自然会陷入经济学上所讲的“巴泽尔困境”——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就逃不了外界力量扭曲甚至蹂躏你的命运，就逃不掉。

2.毛主席：汉传佛教的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毛主席当年对于佛教、禅宗的评价，非常关键的话语：汉传佛教的禅宗是人民的宗教。当一个宗教是人民的宗教时，其所践行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稳健成就的真正保障。

毛主席当年讲，释迦牟尼佛放着王公贵族不做，出家深入百姓，做的是群众领袖。又说，唐朝时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经典，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这实际上是给与了汉传佛教禅宗在传统信仰领域的最高地位的一种评价。因为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当一个宗教是人民的宗教时，那很显然其所践行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稳健成就的一个保障。整个时代的保障，不只是宗教，也是社会、文化领域的。我们看看这个评价有多高。

相反，当一个宗教如果是脱离群众走向不胜冰寒的高冷处时，它的命运也将走向飘摇与不测。比如在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那是很惨痛的历史教训，印度也有由伊斯兰教所导致的灭佛运动。这实际上如果是称为浩劫，都跟佛教渐渐脱离群众有关系。

在印度就曾经有这样的历史资料，因为诸联邦国王对于那烂陀寺等重点寺院的护持，使得其中的四个寺院曾经是整个印度百分之六十财富的拥有者。而那烂陀寺周边的穆斯林民众的数量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是在底层、在民众中发展的。

最后穆斯林民众居住在寺院周边，他们有着很多的意见。比如他们看到国王给僧众们送去了供养，酥油在房子里吃不完，甚至有的沿着墙缝流了出来，一直流到老百姓的房檐下，流到臭水沟里，但是老百姓还是饥肠辘辘的，这样就导致了特别多的反感情绪。

之后爆发的在印度焚毁那烂陀寺和其他诸大寺院、催灭佛教的这些情况都跟佛教当时渐渐脱离群众有关系。

看表面现象，是当时的君王都成了寺院的护法，比如阿育王之后的诸联邦国纷纷到那烂陀寺去送供养。他们都列在那烂陀寺长期的供养名单里，甚至给那烂陀寺曾经造起了七层高的砖塔，造起了几十丈高的佛像。而佛像的金光闪闪底下却有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样就导致了特别的逆反情绪。

而“三武一宗”灭佛中，不仅是脱离群众，还跟佛教的一些人士跟前代高官来往过于密切有关。后来改朝换代到了第二代，这些官员已经换了立场鲜明不同的另外一批人，他们反感前面的官员，甚至反感前面的君主，同时也就反感跟这些官员打交道的宗教。最后的三武一宗灭佛也是十分惨烈的。

很大程度上，这些佛教的灾难，都跟部分人士与贪腐不轨高官之间的复杂结交有关。

脱离民众的根基，攀附风口浪尖上的权贵，仅得一时风光，却给僧团的安身立命乃至佛门的前程都增加了无穷的危险系数。鹊起的盛名与聚敛的巨富，并非滋养之源，甚至成为倾覆的洪流。

3.大寺院的朋友圈里，贪官豪门或许只是个头像

第三部分，佛教的信众圈和大寺院的一部分高僧的朋友圈的区别是什么？尤其要谈到贪官豪门在一些大寺院的朋友圈里或许只是一个头像，在信仰的自由市场上游逛挑拣，今天选佛教来祈福，明天选道教来祈福，后天选天主教和基督教去寄托忧思……尤其是当代社会的“大富长者”们经常游离左手倒右手的手法，所谓闪展腾挪，钩挂缠绕。

尤其是都市里比较集中的大寺院，其朋友圈不乏高官巨富甚至贪腐官员这样的“大富长者”，方丈们常常有一些随缘忙碌于培养这部分的缘分，而对于普通的百姓渐渐地再难以放下姿态，勾下腰身，向经典中所说的那样去“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去照应老百姓的信仰。慢慢地，姿态高了就放不下来了。

可事实上，尤其一些不义之财来得太容易的豪门贪腐者，他们的信仰圈往往是变动不居、随时更新的。

我们看新闻舆情里反映的现象，有的“大师”非常有名，无论是传媒上、商场上还是演艺圈里的豪门大腕，在这个圈子里层出不穷。可是有一天因为利益的纠葛，“大师”一下子成了批判台上的焦点。表面意义上是他被揭穿了，他和高管“互惠”贪腐的朋友圈也被揭穿了，事实上背后是利益的博弈。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

部分宗教人士为什么会去选择一个这样贪腐的朋友圈呢？他们的危险系数这么高，而且别人旧的倒下了，只要是我不倒，明天还可以上来一个新的，可以找到另一个宗教信仰的朋友圈里去。对于他们来说，闪展腾挪、钩挂缠绕，重新选择一个圈子是很容易的事。

可是，修行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修行者的底色只能经得起一次打击，以后再重新站立起来就特别不容易了。真正能够成为佛教护法生态中坚力量的，还是那些真诚的、为着生命疑团寻找信仰的朴实生活的大众。这才是真正的、坚实的信仰力量。

历史可以再次给我们佐证。战国时期四公子中的孟尝君，正是因为礼贤下士，躬身抚恤贫穷朴实的民众，才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战国名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己也才最终依靠着民众的爱戴与恩惠，得以保全自身，颐养天年。

他奉养一些门客，门客中有高人。他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人家就劝他，您该去那些边远的地方跟劳苦民众去结缘，你这些高官富贵的朋友圈不一定靠得住，诸侯之间很有可能会有风险。于是他就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培养基层的民众，去教育它们，改善他们的生活。

后来他锒铛入狱，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跑出来。在跑到那些他曾经体恤关怀的民众那里，民众把他奉若君主，细心的呵护他、保护他在那个地方的生活，最后颐养天年。

所以，对于佛门少数法师来说，与其做贪官豪门的一个临时过渡的选项，还不如把主要的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为信仰发菩提心，可以真正为利乐有情和弘护正法构筑基石的劳苦大众身上。

这本身就应该是佛门内已经拥有出离心的大众不言而喻的担当，同时也是一个保障佛门传承的基本前提。

4. 佛教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第四个小标题谈佛教在农村广阔天地的大有作为。在当今大众视野里，几乎就是那么几个大都市“经济发达”的寺院被翻来覆去地呈现，实际多少掩盖了大陆汉传佛教界的基本生存现状。

重庆的道坚法师做了一个了解和统计，汉地大约有60-70%之多的寺院事实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日常的供养其实都存在问题，凭劳动自养，难以为继。

整体状况如此，又何谈以少数高端寺院的高端路线作为模板，去打造镜花水月的虚假繁荣呢？因此，把有限的这些力量凝聚起来，做有用的事，这才是一个关键的考量。

什么才是未来的发展模板，什么才是正确地跟进路线？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曾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我们不用去探讨这个话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否合乎时宜，关键是在当下，这条思路佛教可以作为借鉴，进行郑重的规划，这个刻不容缓。因为广大的乡村没有佛教力量再去投入和发展，这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

在青海湖周边，原本我们以为藏传佛教区域外的宗教是很难进来的。结果通过调查发现，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在青海湖周边发展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很多的小孩汉语讲不好，英语讲得很溜，也有很多的牧师在这里常住，甚至住三十年、五十年，办民办的学校，教大家学文化。

我们知道在西宁的机场，有时候西方的某位大牧师、大神父过来后，下了飞机打一个几千块钱的的士车，然后就钻到深山里去，带着他们的宣传材料，教导那些基本上没有机会去读书的老百姓，让他们信教。

西方宗教对于国内投棋布子已经是几十年很长时间了，我们却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广大的乡村和民间。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躬身含笑地去做这些工作。这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

我们看近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二次聚焦“三农”。近几十年来，各类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在广大农村的急促推展、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常态”。在农村和山区，基督教可谓是不遗余力，调动一切资源深耕厚养，投棋布子，积蓄未来的发力空间。然而目前这个严峻的现状，却并不被很多有影响力的大德所重视。

我们现在虽然看到了大德在繁华地带、隆重场合的华丽现身，但在普通的农村、山区，那些贫困静默的地带，往往看不到那些大德的身影。长年累月下去，中国最广阔的佛教阵营就会由此不翼而飞。

5.基本远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所以我们第五个小标题谈基本远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好像是一个过时的词汇，可是我们现在要来谈群众问题，还是这个词比较好用，老话也不妨拿出来新谈。

借用官方的这句号召，我想并不是跟风，也不是比附，这的的确确是汉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远见，也是教界有待达成的基本共识。如果缺乏这个远见和共识，接踵而来的或许就是一种潜在危机的现实爆发。

成千上万的僧人群体，成万上亿的信众群体，假如只是球聚在物资和权力资源最为集中的繁华地带，已经丧失到山区和农村去弘法或生存的基本能力，那么我们所球聚的繁华地带的圈子往往是最容易爆发问题、稳定性最脆弱的一个空间。

比如，当腐败的问题在全社会被揭露出来时，我们也看到个别高僧大德被带到了聚光灯之下。现在不是正在经历这些事情吗？而这些问题潜在的最根本性弱点不也还是离民众太远吗？

政府和民众，可以因为僧团或佛教的信仰圈是所谓的“方外之人”“方外之教”而适当宽容，但并不代表佛教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会宽容这些问题。

所以，守培法师的话还是被拎到桌面上来：“我等僧徒，因披了这一领方袍，禁止我不到政府与人争权，禁止我不到社会与人夺利，免堕与万劫不拔之深坑。佛教不随流入海，而教人返流归源，是真进化——是以佛教在人欲横流中作砥柱，而为人民谋幸福也。”

这段话，就其实质而言，穿越百年任然振聋发聩。面临现在的这些问题，这句话早就谈得很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