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阿来：要动态全面地看待藏族文化

8月9日上午，四川省作协主席、《尘埃落定》作者阿来在成都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佛教”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是，今天我们所以要来认知包括藏文化在内的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基于今天的世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要理解人类诸种文化何以不同，在何种范围内不同，它们是互为抵消还是相互抵触，抑或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首先应当列出一个一览表，但是，困难从此开始了。”

这其实是说，我们赞同文化多样性是因为什么？因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是找出各自的特点，着眼的其实是不同民族的不同之处。问题是，当每个人都说我们不一样，我跟你不同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是会更加和谐还是更加误解更加互相歧视？所以，这个人类学家才说，“困难从此开始了。”

而且，这个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也不是在一个纯学术的论坛上讲的一个纯学术问题。他其实讲的是政治问题。他的这篇叫做《种族与历史》的严肃的论文发表时间是1952年，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发行的。因为联合国在二战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基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又要保持这些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和谐相处。所以，才发动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发表的一篇重要作品。

所以，如何对待多样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难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各美其美”是容易的，就是你保持着各自文化最优秀的那些部分就好了。“美人之美”就难一点，要能欣赏对方文化的优点，而且愿意尊重她，欣赏她。“美美与共”，大家都把对方的优秀之处当成自己的精神财富，自已的价值观，就更难了。因为这不只是尊重对方的问题，还要愿意向对方学习，通过学习把对方的优点变成自己的优点，这个很难，因为这还意味着对自己文化的正确反思，不但要反思，反思还要得到正确的答案，然后，放弃自己文化中有缺点的部分，用别人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来修正自己的文化。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当下的中国，我们就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天下大同”，还是中国人一个理想。在这个问题上，藏文化要不保守也难，汉文化要不自大也难。但正是惟其艰难，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向前吧。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今天，总是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差异性的东西越来越少。

就说藏族文化吧。她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前面说过，在公元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吐蕃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后来，因为生产力的相对发达，还因为松赞干布这样杰出的国王创立了基本的法律和社会制度，这个王国才有能力开疆拓土，先征服了西边阿里一带的羊同，又征服了今天藏北高原上游牧的苏毗，再翻过昆仑山征服了青海湖边的吐谷浑人，征服了今天康巴和嘉绒地区的氐羌人的众多小国，而形成统一的帝国。在这个基础上，又借助藏传佛教进行文化上的同化与整合。后来，吐蕃王朝灭亡了，今天分别叫做前后藏，叫做安多，叫做康巴，叫做嘉绒的不同藏区，还是依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而维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族群，叫做藏。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各位，藏族的命名，真正的出现其实是解放后才有的事情。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要历史性地看待藏文化的一个方面。我细细读过清代的史书。那时候，对不同地区的藏族人就有不同的称呼。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清史中写康定。说从康定出城的南门，就是今天翻折多山那个方向，是去番人的地方。而从今天有二道桥温泉那个地方翻山，去往丹巴，那里的人，那时不叫番，而叫苗。当然跟今天贵州等地的苗族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例子，抗战时期，内地大学的人到阿坝进行学术考察，到了理县等地，那里的嘉绒人今天都划为藏族了，但那时还叫做绒。也就是说，关于藏民族，那时还没有统一的称谓，也就是说，那时还没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解放后，全中国搞民族平等，进行民族识别，才有了藏族这个统一的称谓。但那时的民族划分是留有尾巴的。我看过一份未公开的资料，那时搞民族识别的人，说藏族内部其实还有若干待继续认定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肯定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藏族。这里头包括了贡嗄山四周的木雅人，我家乡的嘉绒人，川甘交界处的白马人等等，一共有十二个族群等待进一步的区分。到七十年代，真的在西藏从藏族人中又识别出来门巴和珞巴两个民族。这个情形也说明，一个民族内部，也还有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只是找寻其中的差异性，而不是寻求文化上的共同点，一个民族也可以一分再分。多样性本身，也可以造成对多样性的解构。

而今天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在今天由国家认定并划分的多民族格局下，在我的观察，好多民族都有强制构建某一民族整体性，而否定内部多样性的冲动。只限于文化层面看，这是建立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自信的努力，但如果掺入政治因素，就可能导引出另外的结果。就藏族人来说，今天所谓“大藏区”概念的鼓吹，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所以，就藏民族内部来讲，一些人抱有以某种血缘的语言的宗教的正宗去压制本民族内部更具多样性的文化的人，是一种错误行为。举一个例子，我到九寨沟县和平武县考察过白马人的文化。查平武县志的时候，读到一个有趣的事例。说的是五十年代，很多藏族青年人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那时，达赖喇嘛还没有离开西藏，一次他去北京经过成都，就到了西南民院。藏族学员见了佛爷当然要去请求摸顶赐福，但一起学习的白马人学员不去。就因为这个，不去求佛爷赐福的白马人就被其他藏族学员揍了。说，连对达赖佛爷的虔敬之心都没有，你不是藏族人，你是假藏族人。

所以，一个民族内部，尊重彼此的多样性也是很重要的。今天，有没有这种强制呢？我看是有的。你只会讲某种方言，不会讲藏语书面语，你不是藏族人。你要对本民族文化有所反思，说自己民族文化某方面的不足，你不是藏族人。依照这个逻辑，中国很多思想家都应该拉出去枪毙。比如鲁迅，他说中国历史看来看去，就是两个字：吃人。他这是揭露封建社会的残酷性。他塑造一个形象叫阿Q，一无所能，但有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便用一句儿子打老子安慰自己。他说，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写照。但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有活力的文化，反而把他当成一个精神先驱，一个伟大的启蒙者。我希望，藏文化也具有这样的包容能力。

穷则思变，落后则思进步与发展。藏族近代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人物，比如僧人更敦群培，他就具有反思能力，具有看到新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能力，他在印度，和一些人组建西藏的共产主义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有一个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卫官。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因为权力斗争，他坐过牢，然后流亡印度。在那里，他和更敦群培这样觉悟的僧人一起，试图探索藏民族自新的道路，但是，在那个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的社会，他们都失败了。但这个民族的先驱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直正有活力有价值文化总是鼓励她的成员的革新与创造，而不是其它。

我想我已经讲得太长了，但我还想强调的是：民族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的存在形式，至少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利用一切科技手段发展生产力；不断更新社会组织形式，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促进人的解放和平等；无论宗教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为了促成人的崇高精神和美好情感，而不是其它。只有，一个民族才会有能力持续进行对真的探索、对善的追求、对美的创造。也只有在对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创造之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种族的人类群体概莫能外。因为人类文明在对多样性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还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

对一个文化的观察，反思与判断，当然也必须着眼于这三方面。而我们如今谈论文化，往往只把关注点放在第三个方面，这既造成了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误解，其实也为现代社会的建设增加了困难。

从我个人而言，既对和谐的社会充满向往，更对民族的进步抱有热切的渴望，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学习心得，一些对历史文化与当今现实的思考说出来，就教于大家。谢谢统战部和民委领导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