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龙：中国老百姓将佛教从无神论变成泛神论

中国百姓把原本无神的宗教变成彻底有神的泛神论宗教（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世纪大讲堂主讲李四龙教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民俗佛教（民间佛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别于学理佛教的显著特征：

第一，民俗佛教包含了神与人的对立，体现出宗教的神圣性、超越性，把佛教变为泛神论的宗教。高僧大德认为，佛教是无神的宗教，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觉悟了的众生。人人都有佛性，禅宗讲顿悟成佛，密宗讲即身成佛，诸佛菩萨只是帮助众生趣入禅悟、涅槃境界的导师。合格的佛教徒应当正确看待世间当体空、苦、无常，既不厌弃也不贪着，从中体悟“缘生缘灭”、“法我二空”等佛法真理。然而在民俗佛教看来，佛教就是个充满神灵的世界。民俗佛教把所有的佛教人物神圣化，视之为完全超越现实的神灵。千百年来，中国的寺院也就成为顶礼膜拜神灵偶像的固定场所，而不是单纯的僧尼修行之地：天王殿里有四大天王、弥勒像、韦菩萨；大雄宝殿供奉释迦如来佛，有时左右或立药师佛、阿弥陀佛，或立迦叶佛、弥勒佛，三佛背面通常供奉观音菩萨，殿四周还可能塑立罗汉像。中国百姓在他们自己构想的佛教神殿中体验神圣，祈求凡世的安泰幸福：风调雨顺、福禄寿考、婚嫁生育、金榜题名、禳灾息祸等。他们不仅出外朝山进香，许多人还在家设佛堂、供佛像，烧香磕头、称名念佛、放生吃素、布施行善等似乎是他们信仰佛教的生活全貌。他们满怀虔诚的心去信仰佛教的三宝，却不敢奢望自己也能阅藏、也能成佛，仅仅希望以自己的善行善心换来今生幸福及来生善缘。中国百姓的宗教感的确相当奇特：他们把原本无神的宗教变成彻底有神的泛神论宗教，只要听到僧尼的诵经唱赞声，他们就会联想到功德、福报、消灾等。有学者认为神圣或对神的信仰才是宗教的本质，那么学理佛教作为无神的宗教能否算作一种宗教呢？这的确激发宗教学者的争论。但是，如果我们把学理佛教与民俗佛教看作同一整体的二种形态时，这场争论能否避免呢？

第二，仙佛不分、儒道佛三教兼融并包是民俗佛教的重要特点。中国民间往往是见佛辄拜、遇仙即求，不论是道家的神仙、民间传说的鬼怪还是诸佛菩萨，全都虔诚礼拜。孔子、观音、如来、老君、关公、文昌君、龙王等等，只要被认为是灵验的都会成为中国百姓的崇拜偶像。民间社会因此设立了许多民俗节日，在习俗上兼融儒道佛三教内容。典型的例子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在佛教原为效法目连救母而斋僧供佛的盂兰盆节，后与道家“三元说”相混成为中元节。道教认为中元即地官，地官赦罪，七月十五日生，该神在这夜下凡人间定人善恶，道士们便日夜诵经度脱饿鬼囚徒，于是七月十五日成了道家荐亡度鬼的“鬼节”。民间又在这一天修孝顺，拜祭先祖亡亲，所谓“中元祭祖”，成为儒家的孝行。不仅如此，在历代高僧那里亦曾有过仙佛不分的思想经历。如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回忆他的宗教经验时说：“我初出家，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缘，而最主要的还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显而易见，民俗佛教“仙佛不分”的特点，对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民俗佛教这种宽容性使得佛教在民间社会生活中始终产生非常真切而直接的影响。

第三，相对于学理佛教拥有深邃的意义空间，民俗佛教营造了生活的秩序空间，利用神灵的权威具体承担了宗教的社会功能。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要替自身营建具有意义与秩序的世界，因此社会个体始终无法逃脱这种营建世界的职责和义务。在这过程中宗教扮演着其他文化现象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因为宗教始终能以“神圣”的名义规范约束个人的选择。佛教把探索意义与确立秩序的两种功能分别赋予学理佛教和民俗佛教，这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奇特之处。学理佛教把众生分成十类：四圣（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主张众生平等。这意味着人与圣或神在宇宙中完全处于相通平等的地位，不过由于各自的业感差别表现为不同的位格。这种排除神人对立的学理佛教先天具备一种优越性：可以避免对人间世俗社会结构的摹画，集中全部注意力探索抽象的宇宙人生意义。时至今日，尚难发现还有别的宗教其哲学内容较诸佛教更为丰富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但是，仅有抽象意义却缺乏秩序结构的宗教形态是难以持久发展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绝迹，学理佛教在两宋以后的一落千丈，让位于轰轰烈烈的民俗佛教，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其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人与人之外的生活世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都需要确立一定的秩序结构。这个秩序空间，是民俗佛教为普通民众设立的。诸佛菩萨被神圣化，甚至有些鬼怪也被民间社会神圣化，这些神灵具体承担着世俗教化（主要以赏善罚恶的形式）的社会功能。中国民间社会需要这类属于心灵世界的秩序结构，在心理上配合实践儒家的世俗道德伦理规范。

当然民俗佛教片面强化宗教的神圣秩序，却忽略了意义的营建，致使中国民间社会对于佛教长期陷于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迷信状态。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理应摒弃一切迷信活动。历史上的民俗佛教就是因为迷信成分远远盖过理性成分，最终导致自身的衰落，这是历史的教训。民俗佛教如何祛除迷信成分、接纳学理佛教的深邃意义，必将成为今后佛教改革的重要课题。马克思·韦伯曾经断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或许，现今流行的“人间佛教”有望接续民俗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三期佛教，祛除迷信，把佛教中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意蕴化导为一种直接的人生教诲。当代佛教泰斗印顺法师说道：“我们必须立定‘佛在人间’的本教，才不会变质而成为重死亡的鬼教或重长生的神教。”他大声疾呼：“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

主讲：李四龙，1969年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研究重点为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与比较宗教学。已发表《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略论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略论天台智者的“秘教”思想》《论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等论文四十余篇，撰有《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和《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等著作，并有《佛教征服中国》《当代学术入门：神学》等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