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明：市场化对宗教有一种消解能力

本文作者：段玉明（图片来源：资料图）

宗教活动场所能否市场化？应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几乎所有宗教都反对其活动场所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对宗教有一种消解能力，会毒化宗教建立起来的神圣观念与宇宙模式。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寺院内外开设市场又屡见不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很多庙街和庙会。著名的如宋代开封的相国寺，宋明成都的大慈寺，旧时五台山、普陀山都有自己的庙街，而如佛诞会、观音会、弥勒会等也常带有交易的内容。

所以，寺院内外不是不可以开设市场，而且，由于房产在寺院恒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多被出租给商贩做了商店。——按照宗教学的理论，宗教自有一种不被败坏的能力，不会惧怕市场化的毒化。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寺院的市场化又有自己严格的底线，除了以寺院名义进行的少数经营活动（如典质、客舍等）外，僧众直接卷入商贸活动是被严格禁止的。不仅如此，像僧众不会忘记寺院的神圣性一样，俗众其实也不会忘记。由于寺院神圣空间的特性，寺院内外展开的一切经济活动，会被认定都受到神佛的鉴察，一不能坑蒙拐骗，二不可亵渎神圣，否则会遭承受因果，这是中国古代寺院市场化的底线。倘能恪守这一底线，中国古代寺院是不反对在其内外开设市场，以及开展其他活动的。由此反观“少林寺乱像”，应该说，这一底线的两面都未得到商家严格恪守。前者的例子可以举出卖高香之类，后者的例子可以举出模特儿走秀之类。那么，这种市场化发展也就走过头了，伤害了宗教场所的神圣特性，最终会让信徒失去敬信。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僧众从事经营活动的问题。中国古代寺院虽不反对僧众从事与宗教用品有关的经济活动，但带有欺诈性质的卖高香之类则是被严格禁止的。另外，以伎乐的形式演说佛法，也是中国古代僧众常见的形式，但目的是弘扬佛法而不是商业牟利。少林武术表演团如果不是弘扬佛法，而是纯粹的商业牟利，则与中国佛教的传统有悖，应该受到信众的责难。但若是为了弘扬佛法，事实上也的确弘扬了佛法，则不违背佛教古来的传统。

退后一步，古代寺院都有相当数量的恒产，可以保证僧众远离经济活动、清修度人。而建国以后，寺院恒产丧失殆尽，自养的压力迫使它必须与经济发生联系。于是乎原来不收门票的开始卖门票，不应收费的开始收费，并想方设法地开设各种聚财性服务，严重时甚至出现了坑蒙拐骗。正如孟子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寺院的经济问题，这些涉足经济的事情短时期内就很难避免。像永信法师自己申辩的，文革结束时，少林寺20多个僧人，只有28亩薄地，连吃饭都成问题，何谈弘扬佛法？所以，对少林寺涉足经济的问题，应该放在建国以后整个佛教寺院遭遇经济困境的大背景中来考虑，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和宽容。但少林寺自己，也应更加自律，将其经济活动尽量控制在不损害佛教神圣性的范围、控制在佛教戒律允许的范围。

关于地方政府与宗教活动场所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问题。这关乎到两个根本性的认识：一是产权的归属问题，二是管理的权限问题。寺院及其宗教文化财产的产权名义上属于全体僧众所有，但从未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只要有了些名气，特别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之后（如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之类），便有地方政府出来成立一个如风景管理委员会之类的相关机构敛财，文化的主体与创造者反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出于经济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不顾宗教活动场所的特殊性、宗教文化的特殊性，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恶性开发，最终把一个个有些名气的宗教活动场所搞成了农贸市场。所以，有关方面应该进行宗教立法，肯定宗教活动场所及其相关文化的产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宗教活动场所的正当利益，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唐僧肉，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第二，按照有关法规，宗教活动场所应该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即所谓属地管理原则，但这种管理应该是在尊重宗教信仰与尊重僧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地方管理部门实质上应该是服务部门，其作用是协调、稳定、解决宗教信仰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忘记了服务的性质，管理权限过大，乃至可以随意处置寺院及其宗教文化（如将寺院及其宗教文化进行承包、在宗教活动场所周围乱建开发区等），就不仅不能做好管理工作，反而会增加宗教的乱象。所以，明确地方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权限，也是避免“乱象”产生的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