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善名、善法，还是吉祥、法藏，应该都是汉名，而不是他们的于阗本名，就像李圣天本名尉迟僧乌波、从德本名尉迟苏拉一样。那么，如果“法藏”是其来宋之后才有的名字，关于法藏使宋的记载就有可能以其本名入文。循此思路，《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八有一段颇可引起注意的材料：

开宝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令人引道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宋史》卷四九O《天竺传》记载与此尽同，唯于“诏谕”后有“其国”二字——当是《宋会要辑稿》抄写之脱漏，以及“引道”为“引导”——亦当是抄写时省讹。行勤等人是否成行，宋代正史也无明确记载。但参与“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的补叙，他们显然是去了天竺的。因为行勤等人的诏谕，不独天竺僧人来献“梵夹”（佛书）者不绝，即是淳化五年于阗国僧吉祥来献《大乘秘藏经》二卷也应与此有关。在此“不绝”中，《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八至九O续载（均为概述）：

开宝五年（971年）四月，西天僧苏葛陀以舍利一、水晶器及文殊花来献。

开宝六年（972年），赐西天僧弥罗等四人紫衣。

开宝八年（975年）冬，天竺王子曼殊室利随中国僧至，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后为寺僧挤逼而去，不知所适　。西域中印土僧钵纳摩利来朝，以佛舍利塔一、犛拂一为献。

太平兴国五年（980）五月，中天竺国僧啰获啰来献香药万七千斤、具（贝）多叶梵经一轴。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益州僧光远至天竺，以其王没徒曩表来上，并献佛顶印大小六、菩提贝多叶各七、释迦舍利等。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谭（谈）经。

雍熙（984～987年）中，卫州僧辞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恒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玉、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

淳化二年（991年）五月，南天竺那兰陁寺僧补陁罗吃多以释迦佛舍利来献，赐紫方袍，馆於太平兴国寺。

至道元年（995年），天竺僧迦罗拏扇以佛顶骨来献，诏赐紫衣，馆於太平兴国寺。

至道二年（996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具（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中天竺僧觉称、法成来献金刚产、菩提叶、梵夹、舍利。觉称又作《赞圣德颂》以献，诏传法院译其文，赐紫方袍，加以束帛。

天圣三年（1025年）九月，西印度僧爱贤、智信获等来献梵书经，各赐紫方袍、束带。

天圣五年（1027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

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僧善称等九人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赐以束帛。

考虑到法藏曾经前往“西天”寻求佛物，以上凡以“西天”为冠的僧人，应都不排除或有法藏在内的可能。更进一步，甚至以“天竺”为冠的僧人，都应存在这种可能。法藏虽为于阗僧人，但长期游历天竺，被宋误为天竺僧人应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