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藏使宋所献诸物中，有“本处白玉叁佰玖拾斤”。这让我们联想到《宋史》卷四九O《于阗传》的一条记载：

开宝二年，遣使直末山来贡，且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善名复至，贡阿魏子，赐号昭化大师，因令还取玉。　

直末山来贡，应即开宝二年十一月事。《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开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回鹘、于阗国皆遣使贡方物。” 《宋史》卷二《太祖纪》：“（开宝二年十一月）庚申，回鹘、于阗遣使来献方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十一月”：“庚申，辉和尔、于阗皆遣使来贡方物。”，“辉和尔”即回鹘别译。此次回鹘、于阗联合使宋，于阗方面的代表应即直末山。在正式的进奉之后，直末山又提到其国另有巨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让宋太祖派使者往取。所以如此巴结，还是希望与宋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以在其与喀喇汗国的争战中获得支持。事后不久，于阗国僧善名复至。乾德三年五月，善名曾经代表于阗使宋，可以视为宋之“熟人”。于是乎，宋太祖委其为使回国取玉。善名回国取玉无有下文，而法藏却带来了一块重达三百九十斤的白玉，两者之间应非巧合。也就是说，法藏所献巨玉很可能就是直末山提到的、善名回取的那块玉。一重二百三十七斤，一重三百九十斤，两者之间何以相差一百多斤？谭世宝先生推测：法藏所献或非一块，而是两三块，“其中包含了二百三十七斤的那一块”。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直末山提到此玉时并不知道确切重量，实际较其所说更重。而最合理的，笔者怀疑“二百三十七斤”之“二”应为“三”误。即直末山本来就称“三百三十七斤”，因为形近，“三”被《宋史？于阗传》转抄成了“二”。这样，“三百三十七斤”与“三百九十斤”便差可相近了。

按《安葬舍利碑》引《龙兴寺泗洲院西天于阗国帘前赐紫光正大师法藏状》称，法藏离开于阗前往西天寻求佛像、舍利为开宝三年（970年），其使宋时间即必在开宝三年之后。后晋时，张匡邺、高居诲受命出使于阗，“自灵州行二岁”始达 。此当包括了路上的各种稽延，实际路程不至于耗时如此之长。例如，依治于阗史者的研究，德从（应为“从德”之误）继承王位当宋乾德五年（967年）　，然四年二月尚在宋京，其间即只有一年上下的时间供其返回。而且，以乾德三年于阗国王三遣使者使宋，其行程费时亦不当跨年。考虑到其前往西天尚需时日，法藏使宋的时间最早亦不当逾于开宝四年以前。《宋史》卷四九O《于阗传》：“（开宝）四年，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 于阗破疏勒获舞象、良马并其它宝货，亦见于P5538a《于阗王尉迟苏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值得注意的是，吉祥之来仅为请贡，其后是否前来则不获见记载。笔者的意见，既为宋朝所准，于阗似无理由不履行承诺，时间则以开宝五年或六年为宜。其来不见于宋代正史，或是因为前面已经记载过此事。同样，于阗来献巨玉不见于正史记载，也或是因为此事前面已经有过叙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