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佛教最为注重一切事物的成就在于其殊胜的因缘，这种殊胜不仅表现在其主观的因素之中，也特别地表现在其所相逢的时机外缘。党和政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奉行的正确的宗教政策，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佛教寺院自养能力的提高，对于真禅法师实现其恢复和发展僧教育的宏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当代佛教所遭遇的殊胜因缘，真禅法师也徒有壮志难酬之叹。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真禅法师之所以在全国各地佛教界尚处于寺院恢复，争取道场落政开放之际，即提出重新创办上海佛学院的动议，又随即创办佛学院尼众班，随后在僧教育方面的举措一项连着一项。这一切，除全国性的社会氛围的转化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上海佛教的特殊因缘。

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城市的开埠，逐步形成了上海佛教界大德如林，高僧辈出的繁荣景象。真禅法师的恩师应慈老和尚，真禅法师的老师兼同参震华法师，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圆瑛、兴慈、持松、太虚、弘一等法师，都是执佛教界牛耳之一时龙象。这一切，为上海佛教界准备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加之以赵朴初、范古农、方子藩、江味农等为代表的居士界，不仅给佛教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为佛教注入了现代文化、教育、科学的理念。这一影响，也给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佛教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文化和传统的积淀。而上海所拥有的工商界集中、高校林立、学界人士汇集、学术空气浓厚的现实，对于上海佛教发展僧教育事业，探索新时代僧教育的模式，也是极其难得殊胜的因缘。上述的一切，构成了真禅法师开拓新时期佛教僧教育局面的基本外在的因素。

三、中国佛教僧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思索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的僧教育状况，与中国佛教界其他事业相比较，是相对滞后的，已经无法与佛教在社会所树立的形象和所拥有的影响相提并论，佛教教育的现状已经无法适应世界宗教事业发展的步伐，无法承载国内民众对宗教所寄予的期望。真禅法师所开其先河的上海当代佛教僧教育的现状，也同样没有能够达到他本人所期望的水准。尽管真禅、明旸等高僧，以及赵朴初居士等大德一再呼吁僧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而僧教育始终未见有根本好转。所以，这并非某个个人的作为所能够改变的，而是时代的局限，是佛教界教育理念无法与时代脉搏相共鸣的结果。佛教既缺乏现代教育理念的薰染，又少有学校教育传统的遗产，在此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情况下，佛教僧教育在当代陷入窘境，也是可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