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培养教团意识，强化佛教团体负责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提高佛教整体自我调控能力（以便更好兴利除弊）的有效途径。

6 ．要坚定不移地把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引导信众爱国爱教、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弘法的根本目标。

7 ．坚持佛教的现代化和化现代相统一，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佛教保持强大生命力和摄受力的必要条件，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

作为一名从充满战乱和苦难的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一辈出家人，净慧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下，他甘愿放弃了北京优裕的工作环境，来河北负责赵州祖庭的修复工作。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个中的甘苦自不待言。然而法师却泰然处之。他多次讲，赵州祖庭是一块 “ 试验田 ” ，他来河北就是为了种好这块 “ 试验田 ” 。他所说的 “ 试验田 ” ，就是想通过落实上述理念，来建设一个高素质的清净僧团，为中国佛教探索出一条全面振兴的路子。十余年来，净慧法师所作所为，如创办《禅》刊、提倡 “ 生活禅 ” 修行理念，在青年信众中举办 “ 生活禅夏令营 ” 活动，成立河北禅学研究所，创办河北省佛学院和虚云印经功德藏，在柏林寺恢复丛林生活秩序，等等，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的。

振兴佛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靠一两个寺院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借助各种宣传形式，在教界进行广泛地宣传，以争取更多人的认同和参与，从而营造一个互相往来、互相学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气氛。《禅》刊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而创办的。因此，《禅》刊自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希望办成一个站得高望得远，能够真正担负起护持三宝、接引信众、净化社会责任的，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

二、禅刊的定位和宗旨

《禅》刊的宗旨是：提倡人间佛教，宣传生活禅，护持三宝，令正法久住；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觉悟人生，得安稳处；引导信众爱国爱教，奉献人生，利乐有情，庄严国土。这一宗旨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禅》刊对佛教、对信众、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宗旨也可以引用净慧法师的原话表述为 “ 继承传统（契理），适应时代（契机），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 与这一宗旨相适应，《禅》刊的基本定位是：

1 ．以人间佛教为宣传的主题

人间佛教是相对于山林佛教、隐逸佛教和为死人服务的佛教而言的。人间佛教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利他的大乘菩萨发心，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济世、即生死而了生死、即烦恼而证菩提的修行方法。隐逸佛教的特征是：自了的发心，深居林间、远离社会人群的修行方法。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唯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佛教才有希望。

为什么说人间佛教是佛教的唯一出路呢？在 “ 生活禅系列丛书总序 ” 一文中，净慧法师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提倡 “ 人间佛教 ” 对于振兴中国佛教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历史回顾，得出结论说，如何现实地去定位佛教与现实人生、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佛教的兴盛由是，佛教的衰亡亦由是。历史告诉人们，佛教的繁兴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社会人群。任何脱离社会的做法，只会把佛教更快地推向衰亡。

他回顾说，佛陀时代，印度思想界极其纷乱复杂，各种思潮迭起，形形色色的外道见达九十多种。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之所以能够兴起并独领风骚，迅速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乐意接受的社会主导思潮，这同佛陀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世间伦理道德和终极价值关怀的建立，关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以及心灵的净化、社会的祥和这一既出世又入世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部派佛教时代，由于上座部比丘比较保守，拘泥于教条，执著于丛林苦行的修行方式，从而使佛教渐渐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群，成了一种经院式的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学术佛教。于是，一度因佛教而黯然失色的婆罗门教，借中印、北印法难之机，重新抬头，不断地占领佛教的信仰市场。在咄咄逼人的婆罗门教的刺激下，从大众部中衍生出来的早期大乘佛教，借助般若中观这一思想利器，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针对上座部佛教的批判运动，大力宣扬即世而出世、以中道为特征的全新的修行理念，高扬 “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 、 “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 的大乘菩萨精神。大乘佛教所发起的这场运动，不仅为佛教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挽救了佛教，而且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乃至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此后佛教经过两百多年的蓬勃发展，慢慢地转入了以瑜伽为特色的中期大乘佛教时代。经过几代优秀瑜伽学者的大力弘扬，佛教的唯识教理和因明学说，被阐释得极为缜密而系统，除了少数专门从事研究的人能窥其堂奥之外，大多数普通信众则只好望教兴叹。这一时期的佛教，在表面繁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危机，为后来佛教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那就是佛教学术化的倾向日渐浓厚，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生活基础和信众基础越来越薄弱。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初，印度佛教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教难 -- 北印法难和东印法难。经过这两次浩劫，佛教的元气大伤。此时，在婆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教，因吸收了佛教的营养，迅速地壮大起来，并占领了中印、北印绝大部分信仰市场。佛教开始进入密乘时期，然气象大不如从前。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佛教，净慧法师讲，在唐代，中国佛教虽然宗派发达，义学兴盛，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但是这当中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佛教学术化、贵族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佛教与现实生活和广大平民之间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现实基础和信众基础也就相应地削弱了。结果 “ 会昌法难 ” 一来，禅宗以外的其他各大宗派，尤其是天台、华严、贤首诸宗，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禅宗拯救了佛教的慧命；若不是禅宗，中国佛教的历史恐怕得改写了。禅宗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进而风靡全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原因就在于，禅宗扎根于现实生活，接近广大信众，注重内心的真修实证，而不执著于外在的物质形式和经典文字，提倡自耕自活、自食其力，主张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关键是要在当下去落实生命的觉悟和解脱。禅宗的这些做法和主张，使它获得了其他宗派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摄受力。

进入明清以后，中国佛教总体上开始走向衰落，到了民国时期，几乎是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佛教自身的角度来看，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佛教与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佛教潜在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实现，佛教被降格成为超度亡灵的教门；而另一方面，佛教界人才奇缺、僧尼的伪滥现象严重、僧尼的素质下降、僧团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佛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更加剧了佛教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这两方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窒息了佛教的生机。民国年间，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清醒者，目睹了中国近代佛教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所面临的悲惨处境，忧心如焚，四处奔走相告，以谋求佛教的振兴。太虚大师率先提出了 “ 人间佛教 ” 的口号，并大声疾呼要改革教制，加强僧团建设和僧才的培养，组建中华佛教总会，以提高佛教的整体自我保护能力。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太虚大师所提出的振兴佛教的一系列理念未能变成现实。尽管如此，太虚大师所指明的道路和所提出的很多想法却是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