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惑论》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情况，它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该书的某些内容也引起了争论。梁启超认为灵献时的牟子不可能游于阗之国，因为史书记载桓帝时于阗与中国绝交了（梁启超前引书）。周叔迦认为：“夫所谓与中国绝者，朝贡之使不相往还耳，岂有私人游历亦不得经过耶？彼西域路径，非若北虏之有长城，可以闭关绝塞也……。昔唐玄奘之西游也，初结伴陈情，有诏不许。凉州都护复奉严敕，防禁特切，而奘公卒得西行。今于阗之防，亦未足异也。”梁氏固有史可据，而周氏之言，亦未尝不周。梁氏又说：“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既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周叔迦前引书）。按梁氏所言，魏晋禁汉人出家的话，出自石赵时王度的奏议，载于《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中。周叔迦认为王度奏语不足为据，引史实驳斥说：“……殊不知汉末译师严佛调为临准人即出家为沙门者也。又《后汉书·楚王英传》称英奉缣纨赎愆。诏报曰：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则汉时之沙门更尝受帝王王子之供养矣。又《陶谦传》云，笮融于广陵大兴佛寺，岂有寺而无僧者。盖汉时戒律尚无译传，其出家者，但剃发以殊俗而已。殆至魏末，始有昙柯迦罗等二三大德初翻戒本，开坛传戒，朱士行固首受其戒者也，则王度之奏亦不足为凭矣。汉末沙门既无戒本可遵，其饮酒畜妻肆行无忌，亦理所固然。殆至石赵姚秦之后，东土僧律已臻完备，更有诸大师整纲振纪，其时戒风峻肃，岂更有此等情事耶？”从佛教经典流入中国的情况看，确如周氏所言，戒律的翻译要晚一些。至于汉魏时禁汉人出家一事，出家的人多了，会使统治者失去纳赋和派役的对象，不利于封建统治，所以要禁止汉人出家。法令禁止，正说明汉人出家的情况已甚广泛。梁氏引王度的话而否定《理惑论》的记载，显然靠不住。
梁氏还认为牟子书自序、书名支离破碎，文义不相统属。而周叔迦、胡适征引《后汉书》、《三国志》有关记载，证明牟子书自序非但与史实相符，而且还补充了史书漏掉的事情。
《理惑论》序传说：“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荣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州牧优文处仕辟之，复称疾不起。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进。牧乃请牟子曰：‘弟为逆贼所害，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当遣刘都尉行，恐外界疑难，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备，有专对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阳，假途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枥，见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骋效。’遂严当发。会其母卒亡，遂不果行。”（《理惑论》序传，见《弘明集》）。
据《后汉书·朱隽传》，朱隽是会稽上虞人，其子朱皓官豫章太守。《陶谦传》中记载了笮融杀豫章太守朱皓的事。《三国志?士燮传》说交州刺史为朱符。《薛综传》记载交州刺史朱符是会稽人，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任长史等官。
将以上史实贯通并结合《理惑论》序传考释之，即可以知道，朱隽的儿子朱皓官豫章太守，朱符官交州刺史（按：《理惑论》序传，可知朱符和朱皓是亲兄弟或堂兄弟）。朱皓被笮融杀死，朱符称“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并决定派亲信骑都尉刘彦带兵去豫章报仇。汉末各州郡拥兵割据，或互相攻伐，刘彦从交州带兵赴豫章（今江西南昌），要经过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必然会引起这些州郡当局的怀疑，或会以兵阻袭之，于是朱符请牟子充当使节，向沿途州郡说明情况。这些完全符合汉末的社会政治情况。《后汉书》、《三国志》有关传记中记载了上述情况。牟子序传所记则比较细碎，和史书所记并不相悖，的确弥补了史书所不能顾及的细致情况。汉末州郡相攻，笮融一类豪强地主聚众逞强，流劫州郡。其间政治形势、人事换替、瞬息即变。若非亲历其事，断难详记无误，更不是两百年后的“乡曲不善属文者”所能伪造（梁启超前引书）。梁启超对这段历史未能细究，遂以为文义不相属，乃至攻《理惑论》为伪作，殊为失当。
此外，吕澂认为《理惑论》中有关佛教的材料有可疑之处，例如释迦牟尼成佛一篇，说释迦牟尼十九岁出家。吕澂指出，十九岁出家的说法，只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而此经是支谦于吴黄武年间译出。又《理惑论》中记太子须大拿的故事，原出于《六度集经》。该经是吴康僧会译出，支谦、僧会都是牟子以后的人。尤其是《理惑论》内说到“僧人以酒肉为上戒”，吕澂认为这些说法是在《大涅槃经》译出后才有的。《大涅槃经》是五世纪初北凉昙无谶所译，牟子自云献帝时人，因此吕澂也怀疑牟子《理惑论》是后人伪托。
我们认为，魏晋以降，正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先小乘后大乘，这是和印度佛学流派的发展息息相关。僧徒为了布教，必须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于是不断吸收新的流派的说法，修正旧说，以保证自己存在和发展。因此牟子书必经多人加工改窜。陆澄因宋明帝敕谕而撰《法论》，把牟子书收入其中。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僧祐齐梁时人，生卒年为公元445～518年，他辑《弘明集》当在陆澄之后，即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大涅槃经》虽以县无谶的译本最好，宋文帝时才传到南方，但此前早有竺道生等的异译本《大波泥洹经》广为流传。显然，为僧祐百年后收入《弘明集》的《理惑论》已被顺应潮流的佛教徒做了某些修改。僧祐本人是信奉大乘性空说的，他撰编《弘明集》的目的，是“为法御侮”（僧祐《弘明集》后序）。若佛教内部说法互相矛盾，诸如释迦牟尼是十九岁出家还是二十九岁出家之类的常识也不统一，僧祐岂会置之不顾，所以推断僧祐对《理惑论》做了某些改动，亦无不可。
至于有人因为此书自序曾说到兼研老子五千言，于是臆测《理惑论》原是替道家说话，后来被塞入佛教材料，因而变成替佛教辩护的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这种说法颇为牵强，也没有科学的论证，可不置论。
近年对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的讨论，正在展开和深入。孔望山摩崖造像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鉴定，认为它含有佛教内容，也有人推断为桓、灵时期的遗物。（俞伟超、信立群《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载《文物》1981年7期）。由此看来，佛教由口头讲传到译经，乃至造像，这反映出汉末佛教在东南传播比较广泛。这个材料可以作为我们前面征引的文字资料可靠性的旁证。当然也必须指出，对该处造像也有不同于上述判断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认为，牟子《理惑论》是汉末或三国前期的作品，其中某些字句，曾被后人改窜，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佛教早期发展的状况。它对研究我国汉魏佛教史、思想史，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相关链接：
|
作者：
罗辉映
编辑：
李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