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638—713）的语录，由他的门人法海结集而成，为研究慧能思想的根本典籍。《坛经》问世之后，即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其间虽有详略之分，但无真伪之别。自从20世纪初发现了敦煌写本《坛经》，因其内容与现行几种版本的《坛经》有不少出入，于是在中外学者间出现了肯定敦煌本《坛经》而否定其他版本《坛经》的倾向。有的说：“在《坛经》各本当中的敦煌本为最古，它是后来各本《坛经》的基础。”（宇井伯寿著、杨曾文译：《坛经考》，载1980年第4期《世界宗教资料》）有的说：“煌敦写本《坛经》是《坛经》最古之本。”（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第10页）还有的说：“最初《坛经》只有一个本子，就是法海当时的记录本，也就是后来的《煌敦写本》。”并贬斥敦煌本以外的《坛经》都“搞了一些画蛇添足、贩运私货的勾当。”（见《隋唐佛教》第534、535页）等等。

《敦煌写本坛经》当真就是慧能所说、法海所记的《坛经》“最古”、“最初”的范本吗？从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的观点出发，我认为不能那样下结论。

我们先从《坛经》版本的历史源流，看看敦煌写本《坛经》是不是“最古”、“最初”的本子。

慧能的《坛经》，除了敦煌本之外，还有“惠昕本”（公元967年刊）、“契嵩本”（公元1056年刊）、“德异本”（公元1290年刊）和“宗宝本”（公元1291年刊）等。惠昕等人都说他们所刊《坛经》是根据一种“文繁”的“古本《坛经》”校勘编定的：①惠昕在《六祖坛经序》里说：“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于思迎塔院，分为二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见1944年《普慧大藏经》本第1页）其时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上距慧能入寂之年（713）二百五十四年。

②宋郎简《六祖坛经序》说：“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同上，第3页）时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上距惠昕本九十九年。

③德异《坛经序》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时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距契嵩本二百三十四年。

④宗宝的《坛经跋》则说他“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讐，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宗宝本与德异本仅一年之隔，上距慧能入寂之年五百七十八年。

从以上四条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五百七十八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并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等；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这个由繁到简、由简复原的过程，通过对资料的考察，证明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惠昕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郎简又说《坛经》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如此说来，郎氏所见之本，很可能就是一种类似后来在敦煌发现的本子。契嵩获得的“曹溪古本”，“璨然皆六祖之言”，应当相信郎简的话是可信的，不会是“诡称”。从惠昕到契嵩，都说他们见到过曹溪古本《坛经》。我们知道，曹溪是慧能生前安禅、开法、传衣之地，也是他身后衣钵、真身所在之处，而且集录《坛经》的法海就是曹溪（曹溪在今广东曲江县境内）本地人，《坛经》也是在曹溪结集的。在曹溪或者邻近的地方发现“曹溪古本”《坛经》，完全是情理中事。我们不能想象，慧能的门人能够千方百计地保存慧能遗存的衣钵、真身等法物，而不同时珍藏慧能唯一的开示——《坛经》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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