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等早已指出，《牟子》所引与《修行本起经》和《中本起经》相近，而与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更为接近。特别是太子生时，青衣生苍头，长大为车夫，名为车匿，厩生白马，后名为“揵陟”，这一记载只见于《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则称马名“骞特”，或作“阐特”。另外，《牟子》有白净王出宫追太子的情景，这一记载不见于《修行本起经》，唯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198、1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牟子》所记像是二经的综合，言太子生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揵陟，王尝使随太子”，《太子瑞应本起经》作“天地大动，宫中尽明。……太子生时，王家青衣，亦生苍头，厩生白驹，及黄羊子。奴名车匿，马名揵陟。王后常使车匿侍从，白马给乘”。《牟子》云“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顶有肉髻，颊车如师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辐轮，项光照万里。此略说其相”；《修行本起经》中国师阿夷以偈赞太子三十二相时有“手足轮相现，其好有千幅”、“皮毛柔软细，右旋不受尘，金色钩锁骨，是故伏外道”、“颊车如师子”、“广舌如莲花，出口覆其面”、“顶特生肉髻”、“面光如满月”等句；《太子瑞应本起经》作“见有三十二相：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项有日光，目睫绀色，上下俱瞬，口四十齿，齿白齐平，方颊车广，长舌七合，满师子臆，身平正，修臂指长，足跟满，安平趾，手内外握，合缦掌，手足轮千辐理，阴马藏，鹿腨肠，钩锁骨，毛右旋，一一孔一毛生，皮肤细软，不受尘水，胸有万字”；（大正藏第3册，474页上）《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三引《牟子》作“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颊如师子，皮不受尘水，手足皆钩鏁，毛悉向上”。（《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二册，95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牟子》作“年十七，王为纳妃，邻国女也”，此与《修行本起经》“王为太子，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佛（汉言善觉），有女名裘夷，端正皎洁，天下少双，八国诸王，皆为子求，悉不与之”（大正藏第3册，465页中）的说法一致，就是说裘夷为邻国之女，太子通过比试武艺才得以与之成亲，而《太子瑞应本起经》则称“太子至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阅国中名女数千，无可意者。最后一女，名曰瞿夷，端正好洁，天下第一；贤才过人，礼义备举，是则宿命卖华女也”（大正藏第3册，475页上），道瞿夷为本国之女，显然与《牟子》不符。
《牟子》还称太子去后，“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尔时，祷请神祇。今既有尔，如玉如珪。当续禄位，而去何为？’太子曰：‘万物无常，有存当亡。今欲学道，度脱十方。’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这一部分似乎唯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在其他经典未见净饭王追及太子的说法，而且将太子于树下见耕者垦壤出虫、鸟随啄吞，因而感伤众生相互伤害，下决心出家一段放在离家之后，与其他经典不符，这究竟是原本如此，还是支谦的创造，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度脱十方”一句亦见于《修行本起经》中相师对太子的预言。
总之，这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先依《修行本起经》撰写，后又根据《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订。
《牟子》与《太子瑞应本起经》相近，本无足怪。因为《牟子》一书本来就成于“三国孙吴初期”（《中国佛教史》201页），当然可以参考支谦所译经典。
牟子虽然生于汉末，但不妨活到孙吴时期。牟子生年，难于定论。任继愈等认为：
牟子年二十六回苍梧娶妻，当是豫章太守朱皓被笮融杀死的兴平二年（195），其生年大约在灵帝建宁三年（170）。（《中国佛教史》196页。）
不过这一说法不够准确，建宁三年（170）只能是牟子生年的下限，即最晚生于是年，因为从牟子归来娶妻到受命欲行之间还发生了不少事，不能认定出自同年。其生年上限当为桓帝延熹七年（164），因为灵帝崩于中平六年（189），牟子携母避乱于交趾最早始于此年，其二十六岁归苍梧娶妻也不可能早于此年。依情理推论，牟子应于灵帝崩后移到交趾避乱，其归苍梧当在数年乱平之后，从其归来娶妻到最后受命准备出行也应有一两年的时间，故假设其生于永康元年（167）左右比较合适。
无论如何，支谦于黄武年间译出《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佛经时牟子不过六十多岁，活到此时不足为奇。
除了参照上述二经之外，第一篇还参照了众多其他经典。所谓佛于二月八日出家，二月十五日入涅槃之说，便是出于大乘经典。牟子究竟参考哪部大乘经典难于悉知，支谶曾译过《胡般泥洹经》一卷，然不存后世，其内容是否属于大乘不得而知。牟子对当时大乘佛教的情况也是相当熟悉的，他指出佛经有十二部，一般认为小乘强调九部经，只有大乘才承认十二部经，同时说佛经数量极多，有八亿四千万卷，大卷万言，小卷千言，这都是大乘佛教盛行之后才出现的。在第二篇还说佛能“分身散体”，这是来自大乘佛教三身之说，强调佛能以应化身随缘度众。（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207页）
第十五篇引太子须大拏故事，道是“须大拏以父之财施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丐与他人”，因而不孝不仁，牟子辩称“须大拏睹世之无常，财货非己宝，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国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可见有关须大拏的故事是完整的，这一故事于今最早见于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卷二《须大拏经》。
对此，任继愈等的解释是：
《六度集经》不全是译，而是编译，所收录的其他经当主要是从交州和建业等地早已流传的译经中选编的。据此，《须大拏经》当早已译出，牟子在交州应已看到。（《中国佛教史》200页。）
这一推测有其道理，不过须大拏的名称见于多种经典，支谦所译的《惟日杂难经》便有“为须大拏受莂”（大正藏第17册，606页下）之说，失译的《菩萨本行经》卷三有“须大拏太子时，二儿及妇持用布施”（大正藏第3册，119页中）之事。因此牟子有各种渠道得知须大拏的故事，也有可能闻自当时在交州的外国僧人或居士。
总之，在《牟子》中看到后世所出经典的内容，并不奇怪，因为后人重译前面的经典是常事，因为以前的经典失传了，今人只看到后出之经典，便以为其为伪书，显然是不合理的。只有证明前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经典，才能认定其为后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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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文明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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