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理惑论》载僧祐《弘明集》卷一，撰者题作汉牟融，附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两卷，题汉太尉牟融撰。《旧唐书》、《新唐书》因袭而列入艺文志内（上述三部正史中的《牟子》是不是《弘明集》中的《理惑论》，尚不能肯定，容后讨论）。
《理惑论》三十七篇，借问答的方式宣扬佛法。篇首冠以一段文字，盖作者自述其身世及作书之由，篇末又著一段文字，可视为《序》和《跋》。南朝萧齐时，陆澄将《理惑论》收入《法论》中，僧祐又将其收入《弘明集》。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篇》“计然意林”条内列举唐代马总《意林》所引书不见于世者，其中就有《牟子》。唐以后，牟子《理惑论》就散失了，洪迈也不知其尚存于《弘明集》中。牟子之书“尘霾梵夹，为儒者流览所不及”（孙诒让：《籀膏述林》卷六），然终不致泯灭。清乾嘉时，汉学转兴，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爱其为汉魏旧帙”（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金集，洪颐煊序），遂将《理惑论》从《弘明集》中辑出，题作《牟子》，附注“一名理惑论”，他的学生洪颐煊为之作序。自唐代算起一千余年后，牟子《理惑论》又独立成书。近人周叔迦编有《牟子丛残》铅印本，书中除有牟子《理惑论》外，还附有《牟子理惑论音义》、《牟子理惑论事义集证》以及孙诒让、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章，是《理惑论》较好的一种刊本。
一、佛教东渐的历史背景
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取得主导地位。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遍注群经，经学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汉末经学内部的派别斗争，反映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王肃投靠司马氏，其学得以大行于世。清人皮锡瑞说：“王肃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五《经学中衰时代》）王肃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三部假书来和郑学抗衡。其结果是“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学亦为所乱”（同上引）。经学自身家法紊乱，盛极而衰。汉末社会政治混乱，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经学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削弱，经学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魏晋均以篡弑得国，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残杀，大批凶恶卑劣的无耻之徒，乘机爬到很高的地位。无须乎儒学理论，一样可以做大官。魏晋时，朝廷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由门第高下决定，考试形同虚设，通不通经对做官并无多大影响。苦研儒经的士人受门第限制，未必能求得高官厚禄。稍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兵燹之后的黄河流域，赤地千里人迹萧条。两汉儒学的盛况，此时早已成为历史。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虽然和汉族地主阶级妥协，让儒学获得一定位置，但并不是处于很尊崇的地位。例如石勒崇奉的并不是儒家经师，而是和尚佛图澄，石勒“奉澄弥笃，每事必咨而后行”（僧祐《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其弟石虎“尤倾心事澄”（同上引）。正是在儒学衰落的时候，佛教获得了发展，并取得了和儒学相抗衡的地位。读牟子《理惑论》可以知道，佛教是外来的，起初并不为中国人所了解，一般均以方术目之。老子的思想和佛教思想有相似之处，都主张清净无为，省欲去奢，佛教徒就借助老子思想，传播佛家旨趣。《理惑论》序传说：“（牟子）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牟子《理惑论》序传），这正是佛教依托老子的情况。佛教徒借老子宣扬佛法，同时又和道家清楚地划分了界限，自信佛教的理论是最尊崇的（见《理惑论》第二十九篇，《弘明集》卷一）。
南北朝时，由于佛经源源不断地流入，富有才艺的高僧相续出现，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不是立即就接受的，佛教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忠孝的思想是不相容的；即使和道教，也并非一致，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佛教讲无生，以截断生死相续的联系为究竟。思想分歧以外，道教也不容佛教夺取自己的正宗地位。于是儒佛围绕入世出世的问题争论，佛道之间进行地位高低之争，儒道联合与佛教作华夷之争。在《弘明集》里收集了反映这些斗争的资料。斗争的结果，佛教取得了胜利，并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佛教在牟子《理惑论》时，借老子宣扬佛法，尔后独树一帜，魏晋玄学兴起，佛学又和玄学合流，名僧与名士唱和相酬。名僧对佛教经典、儒家、老庄之书莫不兼洽，佛教的地位大大提高。要而言之，佛教在传统儒学中衰之际，跻身中国，汉代时依托方术，魏晋时和玄学合流。牟子《理惑论》体现了两者的过渡。
二、《理惑论》的参考价值
牟子《理惑论》除序跋以外共三十七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介绍释迦牟尼成佛的经过；追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借用中国人熟悉的老子思想，论证佛法的正确；利用儒家名物典故，阐述佛教教义，揶揄道教和神仙家，论证释迦牟尼及佛教一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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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辉映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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