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元代的德异又慨叹《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他幼年时曾经见过古本《坛经》，自后遍求三十余载，才寻到全文，刊于吴中休休禅庵。德异所见的是哪种“节略太多”的《坛经》，是惠昕本，还是类似现在所传的敦煌本？无从知其详细，也有可能就是后者。因为类似现在所传的敦煌本《坛经》，在当时虽未刻板，但在人间抄录流传是有可能的。在德异刻印《坛经》的同时，宗宝也在粤中根据三种不同版本的《坛经》进行校勘，使“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宗宝据以校勘的本子，从他的《跋》文看，可能是契嵩校勘过的“曹溪古本”或“曹溪原本”。
从慧能逝世时起到宗宝本《坛经》的问世，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古本《坛经》就有四次之多。被英人斯坦因携去的《敦煌写本坛经》，至1928年前后始由日人矢吹庆辉将其影印本寄赠胡适，距慧能的寂年已经一千二百五十一年了。据宇井伯寿的研究，《敦煌写本坛经》，“从笔体来看当是唐末宋初（公元960年前后）的”遗物。资料证明，就在敦煌简本传抄的同时，惠昕已经发现了“文繁”的古本《坛经》。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从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料看来，在曹溪或者在它邻近的地区，确实是存在一种“文繁”的古本《坛经》的（有时称为“曹溪原本”）。这个事实不但已经从《坛经》本身流传的历史记载中找到了正证，还可以从宋以前的禅宗史料中找到旁证。
1.现存禅宗史料中最早提到《坛经》的人大概要算南阳慧忠（卒于775年）禅师。他说：“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传灯录》卷二八）慧忠发出这些慨叹大约是在慧能逝世以后五十年左右，可能指的是南方禅门的情况。
2.韦处厚（卒于828年）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说：“在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见《全唐文》卷七一五）这是指慧能寂后一百年左右中原地区禅门里发生的情况。
这两条资料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在慧能逝世后即有《坛经》行世，二是在《坛经》行世之后就有“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橘枳变体”等现象发生；特别是可以澄清一个问题：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惠听是“窜改《坛经》的始作俑者”（《<坛经>对勘》第8页），而是在惠昕发现“古本”《坛经》的二百年前就有人“把他《坛经》改换”，使得“橘枳变体”。
由此可见，传抄于唐末宋初（960年前后）的《敦煌本坛经》，并非《坛经》“最古”、“最初”的原本，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了吗？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正敦煌写本《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正像以上资料已经证明了的那样，我认为《坛经》除了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之外，还有一种“曹溪古本”《坛经》存在过（至少元代以前是这样），这个本子很可能就是现存的“曹溪原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冷静而客观地考察，“曹溪原本”的来龙去脉，一定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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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拾文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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