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作为方法的印顺思想，一旦客体化成为诠释的对象，便有了它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命运，产生出与它初衷不相契合的种种效应。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尊重还是批评，人们往往执着于它的个别具体结论，而不是它的方法和问题意识。 极端的情形则是根据印顺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述甚至措词来决定自己的好恶弃取，而不是透过字面去和作者的问题意识产生真正的交锋和碰撞。应该承认，在宗教信仰的领域，这种基于情感认同与否来决定对于思想的弃取的情形，在一般信仰者当中属于常态。

即使对于研究者来说，选择其中某个或某些具体论述加以质疑，也远比挑战印顺思想的庞大体系来得现实。近年来，撇开那些哗众取宠的聒噪不提，大多数的质疑者都是本着商榷法义的严肃和真诚介入到讨论中来的，私见以为如石法师和观净比丘的批评都属于此类。因此《沧桑》认为，"学理层面对印顺思想的各种批评，无论批评者的学养是否足以挑战印顺、学风是否端正、驳论是否有力，大体说来仍是正常的学术争鸣"，这"从负面来看，可以理解为教内对印顺思想的抵触；从建设性的一面来看，则不妨视为力图超越印顺思想的一种不太成功的尝试。"值得补充的是，不断涌现的批评之声，对于维持印顺思想的理论活力、避免成为教条而言，未尝不是好事。

或许，对于尊印派的学人来说，诠释策略对于印顺学的推展和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坚持激进的诠释立场，强调印顺思想与传统思想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还是采取调和的诠释策略，缓和传统宗门人士对于新典范的拒斥心理？从释昭慧早期对于四大山头指名道姓的激烈批评，到后来收缩批评的范围，缓和批评的口吻，包括对激烈批评的对象也肯定它在增进一部分社会人群对佛教情感认同方面的价值，便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诠释策略的改变。而在尊印派的后起之秀林建德的论述中，这种调和的用心就更为明显。应当承认，这也是作为方法的印顺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调适能力。

同样，在面对批判者的质疑时，除了旗帜鲜明地澄清印顺思想的立场、驳斥一切误读之外，是否也可以考虑缓和批评的口吻呢？一招封喉的犀利笔法固然可以警诫沽名钓誉者掂量"轻薄为文哂未休"的风险，但是否也会吓退一些学养不足但率尔发言的善意批判者呢？既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质疑都以虚心请益的面目出现，那么与其让那些批评和误读在私下的耳语中悄悄蔓延，成为新典范推广中无形的阻力，不如让这些声音都浮出水面，透过无诤之辩来呈现双方的分歧，或消除误解，或击退攻击，或修正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