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视野逸出汉语思想界，放眼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不同佛教传统对现代性的回应，那么人间佛教思想这种热情拥抱现代性的立场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无论是日本佛教思想传统下京都学派（这里不谈它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纠葛），还是现代南传佛教的清教式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或是晚近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在介入现代社会的立场上都包含一个批判现代性的维度。从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这种批判的维度应该是一种常态。如果我们参照基督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更为清晰。

人间佛教对现代性的批判不足，表明佛教与现代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没有受到充分注意。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和佛教格局中，这不难理解，毕竟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救亡图存远比批判现代性之弊更为迫切。但是世易时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汉传佛教格局中，相比于大陆佛教还在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台湾佛教的发展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因此在其思考议程中，对这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警惕。《沧桑》承袭蓝吉富的思路，集中就台湾佛教考察人间佛教思想的未来走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沧桑》批评台湾佛教未能建立反省和批判的主体性格，角色定位缺乏自觉，宗教功能不够完整，特别是不善于扮演社会变革的吹鼓手、不乐于从事社会层面的政治批判、不太长于甚至不太愿意介入社会运动等等，都是本此而论。

《沧桑》虽然也提到，"就台湾佛教思想的现状而论，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无疑是建构未来指导思想的最宝贵的思想资源之一，而且其中也的确有相当大的理论阐释空间来因应这些问题，因此它无疑会在建构这种指导台湾佛教发展的根本思想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更多的还是强调借鉴其它理论资源――现代汉传佛教思想中与之三足鼎立的太虚和吕澂，以及总结和提升本土人间佛教实践经验的理论价值。笔者秉持这一观点没有改变，但在纪念哲人的特殊日子里，更愿意进一步申论原文出于略人所详的考虑而一笔带过的话题――印顺思想本身开放的诠释空间在建构更具批判的主体性的人间佛教（"后印顺时代"的主要意涵）时的价值。

太虚和印顺两位人间佛教思想家虽然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旨归，也都采取了清理中国佛教传统的思考径路，这种思考都带有反传统的色彩。所不同的是，太虚反对的是明清以来的隐逸佛教和经忏佛教 ，而主张八宗并弘，恢复盛唐气象；印顺则将这种批判意识贯彻到对整个中国佛教传统的考察中，进而上溯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因而对于台贤禅净密等主流宗派都有相当的批评，主张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涤荡一切乱紫夺朱的方便，回归青年心态的、朝气蓬勃的初期大乘佛教。较诸太虚的圆融，印顺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判和反省显得更为彻底。这种彻底的批判立场，使得印顺思想呈现出壁立万仞的峻峭，与太虚海纳百川的包容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