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慈善是行更是心，自他不二即和谐

就慈善行为本身来说，被救济者急需的是财物，而对慈善者真正起作用的是慈善心。如果没有慈善心，即使有亿万家财，也会捐得很少，甚至一毛不拔。所捐钱物的多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慈善心的大小，但不能完全代表和替代慈善心。可能捐钱很少的穷人更有深切的慈善心。怀有慈善心的人，即使贫穷，也能多少捐助一点，或者使用体力帮助，或者给予言语安慰，都有助于困苦中的人；以后富有时，会捐得更多。至于对立、冲突、战争等，更非仅仅财物所能解决，需要的是发自慈善心的调解和慈善心的感染与启发。因此真正值得赞扬和倡导的不是捐款数额之巨，而是慈善之心。如《读者》杂志2007年第15期上《慈善的不是钱，是心》所讲述的一个故事：

2007年2月16日，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晚宴，旨在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应邀参加晚宴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在晚宴将要开始的时候，一位老妇人领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庄园的入口处，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看上去很精致的瓷罐。

守在庄园入口处的保安安东尼拦住了这一老一小。“欢迎你们，请出示请柬，谢谢。”安东尼说。

“请柬？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邀请，是她要来，我陪她来的。”老妇人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对安东尼说。

“很抱歉，除了工作人员，没有请柬的人不能进去。”安东尼说。

“为什么？这里不是举行慈善晚宴吗？我们是来表示我们的心意的，难道不可以吗？”老妇人的表情很严肃，“可爱的小露西，从电视上知道了这里要为非洲的孩子们募捐，她很想为那些可怜的孩子做点事，决定把自己储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我可以不进去，真的不能让她进去吗？”

“是的，这里将要举行一场慈善晚宴，应邀参加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士，他们将为非洲的孩子慷慨解囊。很高兴你们带着爱心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这种场合不适合你们进去。”安东尼解释说。

“叔叔，慈善的不是钱，是心，对吗？”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女孩露西问安东尼。她的话让安东尼愣住了。

“我知道受到邀请的人有很多钱，他们会拿出很多钱，我没有那么多，但这是我所有的钱啊！如果我真的不能进去，请帮我把这个带进去吧！”小女孩露西说完，将手中的储钱罐递给安东尼。

安东尼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不用了，孩子，你说得对，慈善的不是钱，是心！你可以进去，所有有爱心的人都可以进去。”说话的是一位老头，他面带微笑，站在小露西身旁。他弓身和小露西交谈了几句，然后直起身来，拿出一份请柬递给安东尼：“我可以带她进去吗？”

安东尼接过请柬，打开一看，忙向老头敬了个礼：“当然可以了，沃伦?巴菲特先生。”

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募捐倡议者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800万美元的比尔?盖茨，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零25美分的小露西，她赢得了最多最热烈的掌声。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纷纷以这句话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慈善晚宴。看到报道后，许多普普通通的美国人纷纷表示要为非洲那些贫穷的孩子捐赠。

可以说，慈善文化并不是慈善家所捐助的财富本身，而是在这些捐助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那份充满慈爱的心。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参与并从事慈善事业并不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事实上，不可能人人都是亿万富豪或百万富翁，但人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这是慈善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终极归趣。通过慈善文化的宣导、慈善捐助的鼓励和慈善行为的实践，使得慈善之人越来越多，慈善之心越来越广，乃至人人深心慈善，那么侵夺、遗弃、冲突等等带来的困苦自然消失，即使遇到意外灾难，也能很快由得到近处救助而消减，这可以说便是某种程度上和谐幸福的社会。

四、文化跌荡弱慈善，从容审虑拾传统

观察当今社会慈善状况，可以说是亦喜亦忧。喜的是2008年几起重大灾害发生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忧的是这些救援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投入和要求及一时的带动，而民众平时的慈善意识和习惯非常薄弱。据央视国际2006年2月报道：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来自平民百姓的仅占总数的10％；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来自全国民众的却占到了总数的85％。为什么民众的慈善习惯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一方面民众贫富的差距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如上所说，更根本的在于慈善文化的厚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慈善文化源自几百年来倡导为上帝创造财富和博爱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信仰。而在中国，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蕴含慈善文化约两千年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在近现代虽然深层内涵上仍有某些延续，但表相的内容和形式被近乎完全抛弃，很多精神内涵也已丢失。新文化建设只有相对短暂的近百年历史，而且经历了跌荡曲折，其中的慈善文化未能得到充足的培育和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跳出了屈辱困苦的火坑之后，从容冷静地回顾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佛教文化，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慈善精神和教义在新时代、新文化中仍然是适用的、有价值的。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1999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民族宗教联组会上的发言》中说：“我年轻时便信佛，还不懂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那时我曾同一个美国佛教朋友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回答说：‘凡是有良心的人，都赞成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因此，信教的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谓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对立，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前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失误。他们企图利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并波及到东欧各国。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当这些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各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沉痛教训，是他们经济出了问题和宗教政策失误的结果。……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要求有积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