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到“行”:中国佛学的发展与建立
2009年03月28日 23:11凤凰网华人佛教 】 【打印已有评论0

[1]本文系由著者成中英教授用英文写成,由徐思源、颜筝两同学 合译成中文.

i 有一半印度血统的鸠摩罗什,于384年第一次被带到中国西北部,随后于401年被带到都城长安,并在此后十年左右间完成了一项从梵文到精粹汉语的系统翻译工作:总共是七十二部,三百八十四卷。他有十个著名的弟子,他们在译经的基础上发展了龙树(Nagarjuna,约公元2世纪-3世纪 )中观学说的哲学。最为人所知的是僧肇(384-414)。玄奘33岁时赴印度学习佛学,并在十六年的精研以后成为大师。他在645年回国时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经典,并在之后二十年内翻译了其中的七十五部,其中绝大多数为瑜珈行派经典。

ii 正如普遍的做法,把“有宗”翻译成“关于‘有’的宗派”,较之于“关于‘存在’的宗派”,就效果而言,要更有意义且更妥帖,因为正是在意识的保有(主观性种识的自我拥有)中,人的心智才形成。换言之,正是拥有意识才区别了存在与非存在。如果没有对意识的保有,那么世上事物的存在就仍流于虚空。“存在”在佛教中从未远离心智的意识而获得实在的独立意义。因此,我们能在“‘有’的存在”和“‘非有’的存在”之间作出区分。这是一种更为希腊式的思考方式。

iii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必须指出的是,“法”(dharma)已经被吸收进了“相”的概念中,而成为使人心转而觉悟的中介和方法,这是慧能(638-713)《坛经》中的一个发现。

iv 为了对“道”有一个更清楚的描述,请参考拙文:“Dimensions of the Dao and Onto-ethics in Light of the DDJ”,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1, #2, 2004, pp.143-182.

v 参见拙作: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Part 1, chapter 6 titled “Toward Constructing a Dialectics of Harmonization: Harmony and Confli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185- 220.

vi 参见陈荣捷: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973, p.373.

vii 很明显,“如来藏”被视为佛的本性。

viii 先前的学者没有注意过“无碍”这个词使用中的这一特别含义。因此,把“无碍”翻译成“圆融”就遗漏了没有翻译出的内容,因为在“无碍”的观念中尚有“自在”的思想。

ix 陈荣捷,前揭书,第407页。

x 参见牟氏是作,台北:学生书局,1982。至于比较华严和天台的判教,请参见牟宗三,前揭书,第二部分的第一章第六节以及第三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

[2] 这是据一个本体诠释的观点来建立的。此一观点允许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凸显多元一体,依相分殊。

xi 我对慧能的所有引述都出自《六祖坛经》,敦煌本。这一文本被Philip B. Yampolsky译成英文,题为“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我所有的引用都被标以英文译本中的章节编号。

xii 这就变得很重要,即去考察慧能怎样教导他的弟子使用相反的方法揭示“法”(dharmas)的真正本质,又怎样在随后开示一个人的真正本性,而正是这一真正本性才能通向“悟”。一旦被启发,“法”的相对面仍会与在实现自性中的超越保持一种圆融的状态。

作者简介: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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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中英   编辑: 李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