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藏加：清宫在京新建与修缮的藏传佛教寺院

编者按：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经营，是清朝政府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建造或修复寺院作为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主要标志，随之又制定各项具体措施来限制寺院规模和僧人数量。清代在京城、热河、五台山、多伦诺尔、漠南归化城、漠北库伦、漠西伊犁，以及辽宁、四川、甘肃及西宁等地新建或修缮了许多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京城皇家第一寺雍和宫、热河普宁寺等，最具代表性。本文仅对京城藏传佛教主要寺院作简要考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一、京城藏传佛教寺院

清朝入关后出资在京城新建、改建和修复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主要有永安寺、东黄寺（普静禅林）、西黄寺（清净化城）、汇宗梵宇（达赖喇嘛庙）、弘仁寺、妙应寺、永慕寺、广通寺、嵩祝寺、资福院、护国寺、隆福寺、阐福寺、梵香寺、大报恩延寿寺、宝谛寺、大正觉寺、实相寺、功德寺、昭庙、福佑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刹（察罕喇嘛庙）、普度寺、普胜寺、慧照寺、化成寺、净住寺、三宝寺、三佛寺、圣化寺、慈佑寺、崇福寺、雍和宫、正觉寺（新正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

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以“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为由，命在京城按喇嘛脑木汗所请建造一座与白塔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初称白塔寺，后易名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于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九年（1731）两次重建，饰其秃敝，更复旧规，并制定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邀请京城各寺喇嘛僧人108名诵经祈福。

是年（1651），在京城安定门外始建藏传佛教寺院（黄寺），作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时的驻锡地。后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乾隆三十四年（1769）两次修葺，立诗碑于寺内。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38~1780）进京，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4）进京，他们都在黄寺下榻居住。后期寺宇建成两院，统称东西双黄寺，分别称为东黄寺和西黄寺。

东黄寺是在原普静禅林基础上逐渐改建而成的，又名“普静禅林”。它是清代历史较长的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之一，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的敏珠尔活佛常住该寺。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西黄寺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建造清净化城塔（第六世班禅衣冠冢）及清净化城塔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又名“清净化城”。由于这座庙宇的前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的驻锡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京城重要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得到优先保护。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汇宗梵宇，位于安定门外，虽与东西黄寺相连，但相对独立于两寺。清雍正元年（1723），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四十九旗札萨克、七旗喀尔喀、厄鲁特众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等，合词上奏，以筹资四万三千两白银建造三世诸佛像及八座佛塔等，供奉于该寺，一并修缮寺宇，使其焕然一新。

清康熙四年（1665），为移供鹫峰寺旃檀佛像，特择景山西之善地，创建殿宇，提名“弘仁寺”，俗称“旃檀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新修缮，并立碑纪念。清代后期，理藩院喇嘛印务处设在该寺办公。道光十九年（1839）议定：喇嘛印务处专设弘仁寺，责成印务德木齐4人直宿看守，设掌印呼图克图兼行章京，按期会同办事，印钥交正掌印札萨克喇嘛佩戴。光绪二十六年（1900），弘仁寺毁于八国联军之兵火。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鉴于京城白塔妙应寺，岁久渐秃，既命仍旧制修治，重加修缮妙应寺（今阜成门内大街路北）。乾隆十八年（1753）再次修缮妙应寺及白塔，分别立碑纪念。塔内装藏乾隆亲自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文《尊胜咒》和《大藏真经》，共计七百二十四函，以及五方佛冠一顶、补花袈裟一件和木雕观音佛像一尊，用以为镇。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为太皇太后祝寿，在京城南苑建造永慕寺；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立碑于寺内，以作纪念。

康熙四十二年（1703），鸠工重修元朝所建法王寺（京城西郊），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竣工，康熙帝赐额“广通”；雍正十一年（1733）再次重修，并立碑曰：寺邻近城门，当辇道，往来者络绎其下。故宜宣讲教乘，开导愚蒙，使知生佛之不二，身心之本幻，而悉入如如法门，莫不优游于广大无碍圆通之境。清代该寺系民间藏传佛教寺院。

康熙五十年（1711），在京城专门给章嘉活佛建造一座寺院；翌年，康熙帝亲书寺额“嵩祝寺”。乾隆时期，第三世章嘉活佛居住嵩祝寺，乾隆帝常去听经习法，并与章嘉活佛商议决策西藏大事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所赐物品甚多，寺院为之兴隆。嵩祝寺，俗称“章嘉活佛府”，原址在景山公园以东。

康熙六十年（1721），喀尔喀大喇嘛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蒙古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进京朝见，奏请：禁城西之崇国寺，故西番香火地，今愿新之，为皇帝祝寿，遂将元代所建崇国寺，重加修葺，康熙帝遂赐新名“资福院”，直属理藩院管理。该寺位于安定门外东福祥寺胡同。

康熙六十一年（1722），京城大隆善护国寺修葺一新。该寺历史悠久，金元时称崇国寺，明改护国。乾隆十二年（1747），镌刻《护国寺》诗碑，立于寺中。清代隶属于理藩院管辖。

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鉴于明景泰三年所建隆福寺（今北京东城区）风雨浸蚀，年久失修，便下谕旨：夫佛之为道，寂而能仁，劝导善行，降集吉祥，故历代崇而奉之。非以自求福利而重加修葺隆福寺，令寺宇增辉焕之观，佛像复庄严之相。清代隆福寺直属理藩院管辖。

清乾隆十年（1745），始建阐福寺（今北京北海公园），翌年落成，立碑于寺内，以示纪念。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历史上，它曾经很辉煌壮观。山门之内为天王殿，左右钟鼓楼，主体建筑是三重檐的大佛殿，外观很像三层高楼，与雍和宫大佛楼形制相同，内供一棵用金丝楠木雕刻而成的千手千眼菩萨。殿前有两座巨碑，刻乾隆撰书的《阐福寺碑文》及律诗一首。大佛楼及石碑均已毁圮。”北海的西北角可以说是一片藏传佛教寺庙的天地。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组：西天梵境、阐福寺和万佛楼、小西天。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命在香山古寺基础上重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赐名“梵香寺”（今北京香山公园），以汉、满、蒙、藏四种文体书写之《梵香寺碑文》立于寺内。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颐和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当时第三世章嘉活佛参与了修建寺庙的工程，根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书说：

乾隆皇帝在京师的后面修建了一座三层佛堂，内塑一尊白伞盖佛母像，以作为社稷的保护神。章嘉国师亲自指导塑造，并举行了开光典礼。每遇节日由僧众举行献供仪轨。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一座九层佛塔，建至第八层时，从天上落下一团火，烧毁了整个佛塔，以后在此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国师举行了开光典礼。

乾隆皇帝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大报恩延寿寺的意愿，在其御制《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有明确描述：“钦惟我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仁善性生，惟慈惟懿，母仪天下，尊极域中。粤乾隆辛未之岁，恭遇圣寿六秩诞辰，朕躬率天下臣民，举行大庆礼，奉万年觞，敬效天保南山之义。以瓮山居昆明湖之阳，加号曰万寿，创建梵宫，命之曰大报恩延寿寺。”该寺是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而在明代圆觉寺遗址上修建的藏传佛教寺庙。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清咸丰十年（1860），大报恩延寿寺被八国联军焚毁；至光绪十八年（1892），该寺又得以重建，并更名为“排云殿”。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下令，在香山南麓仿照五台山中台菩萨顶建造皇家藏传佛教寺庙，经五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竣工，取名“宝谛寺”。该寺规模宏大，“山门前建有气势恢宏的石牌坊，中轴控制左右对称的布局，显示着佛教胜地的庄严，前殿、正殿、后殿、佛楼依次布置在中轴线上，钟鼓楼、配殿等左右对称，红墙黄瓦表示着皇家寺院的崇高与威严”。咸丰十年（1860），宝谛寺被八国联军焚烧，大部分建筑被损毁。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七十寿辰下谕旨，重加修整大正觉寺（今北京西直门外），并立碑纪念。该寺原名真觉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乾隆朝为避雍正皇帝胤祯名讳而改名。寺内建有五座小型石塔，又俗称“五塔寺”。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为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庆，在北京香山宝谛寺旁命建实相寺，经五年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竣工。该寺是仿照五台山殊像寺建造的香山又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寺内立二碑作纪念，即《实相寺碑文》（乾隆二十七年（1762）制）和《实相寺诗碑》（乾隆三十二年（1767）制）。宝相寺主要供奉文殊菩萨，以此彰显京西香山具有第二清凉山（五台山）之殊胜特征。乾隆皇帝说：

岁辛巳，值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庆，爰奉安舆诣五台，所以祝厘也。殊像寺在山之麓，为瞻礼文殊初地，妙相端严，光耀香界，默识以归。既归，则心追手摹，系以赞而勒之碑。香山南麓，向所规菩萨顶之宝谛寺在焉。乃于寺右度隙地，出内府金钱，饬具庀材、营构蓝若，视碑摹而像设之。金色庄严，惟具惟肖。寺之制甃甓幕圆，不施廇桴棁，而宏广闳丽则视殊像有加。经始于乾隆壬午春，越今丁亥春蒇工。既敬致瓣香而庆落成，所司砻石以俟。因记之曰：文殊师利久住娑婆世界，而应现说法则独在清凉山。固华严品所谓东方世界中菩萨者也。夫清凉在畿辅之西，而香山亦在京城之西。然以清凉视香山，则香山为东；若以竺乾视震旦，则清凉、香山又皆东也。是二山者不可言同，何况云异？矧陆元畅之答宣律师曰：文殊随缘利见，应变不穷，是一是二，在文殊本不生分别见，倘必执清凉为道场，而不知香山之亦可为道场，则何异凿井得泉而谓水专在是哉？且昔之诣五台礼文殊，所以祝厘也，而清凉距畿辅千余里，掖辇行庆，向惟三至焉。若香山则去京城三十里而近，岁可一再至。继自今亿万年延洪演乘，兹惟其恒，是则予建寺香山之初志也。寺成，名之曰“实相”。缀以偈曰：曼殊师利，七佛之师。经历人间，至福城东。东方世界，名曰“金色”。常在其中，而演说法。摩竭陀国，其东五华，是名雪山，惟清凉境。金刚窟聚，北代州是。大士示现，妙相庄严。振大法轮，坐狮子座。狮子奋迅，具足神威。中台现身，寺曰“殊像”。我昔瞻礼，发大宏愿。虔诚祝厘，普诸福缘。相好印心，如月在水。即幻即真，证真幻相。以此真幻，还印金容。香山净域，多祇树园。宝谛之西，营是“实相”。庄校七宝，晃耀大干。日面月面，了无分别。我问如是，文殊应缘。缘即随缘，何有彼此？知东西方，因见生名，见即不拘，名亦不著。清凉香山，非二非一。复念文殊，菩萨久在。而此世界，实曰“常喜”。以常以久，延祝慈禧。惟愿自今，岁万又万，宝算盈积，如恒河沙。护妙吉祥，生大欢喜。以是因缘，寿复无量。

乾隆皇帝鉴于五台山殊像寺路途遥远，京城人不便常年前往瞻礼文殊菩萨，而京西香山又具备五台山清净之自然地理条件，以修建宝相寺作为标志，将京西香山打造成第二文殊菩萨道场，正如乾隆帝在以上碑文中所言：“清凉香山，非二非一。复念文殊，菩萨久在。”从而满足京城人时常前去膜拜顶礼文殊菩萨的宏愿。不幸的是，清咸丰十年（1860），八国联军入侵京城，香山诸佛寺遭到焚毁，其中宝相寺亦未能幸免。

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修元代始建之功德寺，并在寺内立二碑，即《重修功德寺碑记》和《功德寺拈香作》诗碑，以作纪念。根据《重修功德寺碑记》，该寺始建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名大承天护圣寺；明代又修复之，改名为功德寺。清代功德寺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命复建昭庙（jobolhakhang）于香山之静宜园，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将香山昭庙赐予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他在京城静修避暑之所。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院内藏有乾隆《昭庙六韵》碑记。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有三处驻地：南苑旧宫村德寿寺、北郊西黄寺和香山昭庙，乾隆帝先后数次在三座寺会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有研究者认为：香山南麓，今团城一带，在清代曾有六座皇家藏传佛教寺庙“俯仰相接”，互为联络，成为静宜园园林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宝谛寺和宝相寺。这六座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分别指实胜寺、梵香寺、宝谛寺、宝相寺、长龄寺和方圆庙。

由于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众多，在此不可一一考述或详细解说。从京城的建筑布局来看，大多藏传佛教寺院不但坐落在皇宫周边，而且其规模之宏大、型制之壮美，仅次于皇宫而远胜过其他建筑物。可以说，清代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群在彰显京城的古都风貌和文化个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不仅外观建筑宏伟壮观，而且其内部设施及法事仪轨日臻完善，十分健全。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

天神大皇帝为了增盛佛教和众生的幸福，历年不断地修建不可思议的众多佛殿和身语意三所依（经、像、塔）。这些寺中都建立了僧伽，他们有的学习显密经论，有的学习密集、胜乐、大威德、时轮、无量寿、普明大日如来、药师、上座部等各种仪轨，有的念诵经部论典，有的做护法神的酬报法事。总而言之，凡是西藏有的，这里无所不有，这些无一不是章嘉国师操心的结果。不仅如此，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衙门中也设立藏文学校，有许多官宦弟子进入这所学校学习西藏佛教，其中学识出众者又被派往西藏、安多和康区学习西藏的宗教。这个衙门中经常还有专门从事佛经翻译和抄写藏文的人员，管理他们的首领也由章嘉国师和一名大臣担任，成为例规。

当时，大皇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时轮和胜乐的四月供养舞蹈的仪仗队，从西藏派教习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他们来到后，教习“噶尔”和神兵驱鬼的“羌姆”(跳神)两种舞蹈。按照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准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法会时，都表演“噶尔”和“羌姆”。此外，还先后表演过扎什伦布寺中所跳的“羌姆”和萨迦寺的供养宝帐依怙的“羌姆”。

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扶持下，京城藏传佛教寺院发展日新月异，得以迅速兴隆发达，无论是外在建筑形式，还是内部宗教仪轨，均达到高规格严要求。同时，驻京高僧活佛作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和权威的教内专家，他们在京城每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从而使京城藏传佛教寺院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皇家气派和文化风范。

二、皇家第一寺—雍和宫

雍和宫，是京城乃至内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它在清代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对当时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后世社会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将雍和宫改建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乾隆皇帝亲自征求章嘉国师的意见，获取如何建造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学知识，当时章嘉国师作了如实解答。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木鼠年（1744年），大皇帝向章嘉活佛详细询问在雪域西藏以前佛教是如何弘传的，出过哪些执掌佛法的高僧大德，讲习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形成的，章嘉活佛将这些历史一一奏明。乾隆皇帝正如佛陀教语所说：“执掌如来教法之人，如帝释梵天治天下，成为转动轮宝之王，心境安乐证得菩提。”向往执掌佛法的利乐，于是感叹道：“佛陀教法的弘传及长久住世全赖讲习佛法之寺院，因此建立闻思全部显密学识之大寺院，对佛法能长久利益。本地以前曾由怙主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人建立讲习佛法的寺院，如今也仅剩下名义。”遂向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下令：“虽然京师北京地面广大，先辈父祖已弘扬佛法，但讲习内外道学识的法规还不兴盛，现在为弘传佛法特别是黄帽派的教法，完全父祖先辈的意愿，增益众生的幸福，愿将父皇受封为亲王爵位时所居府邸改建为具有佛殿、经堂、僧舍之大寺院，建立讲习五明之学的各个扎仓。”两位上师对此十分高兴，说：“小僧一定竭尽全力效劳！”使大皇帝非常兴奋。

乾隆皇帝不仅自始至终指导和关照雍和宫的改建工程，而且新寺即将竣工之际，乾隆皇帝赐一藏语寺名“噶丹钦恰林”（dgavldanbyinchgsgling），意为“兜率壮丽洲”，并亲自撰写碑文，分立于天王殿前东、西两座碑亭，东为满、汉两体文，西为蒙、藏两体文碑。新建成的皇家寺院雍和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由大皇帝的御库广开施舍之门，建立兴建寺院的衙署，将王府建成外面有宽大围墙围护，里面有僧众聚合的大经堂。大经堂的右面是佛殿，左面是护法殿，还有显宗、密宗、声明、医学等四个扎仓的经堂、香积厨、拉章、僧舍等许多排房屋的寺院。各佛殿经堂中有无数佛像、佛经等，经堂及僧舍的各种用品，乃至扫帚等都全部由府库供给。

不难看出，雍和宫的改建，不仅出自乾隆皇帝的旨意，而且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其资金全从国库中提取，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由王室亲王中选派一人充当雍和宫最高行政首长，名叫‘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直属清中央政府管辖。雍和宫改建竣工后，“以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为首的僧众为该寺举行了为期三昼夜的盛大的开光仪式，朝廷赐给了广大酬劳和布施。”

雍和宫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正规寺院的建制而设计的，寺内建立显宗、密宗、医药和时轮四大扎仓（学院），其教习堪布一律从西藏选派高僧担任。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按照皇帝的命令，各个学院的上师以及担任经师的大德都要从西藏召请，所以由哲蚌寺的哈东然绛巴阿旺却培担任显宗学院的上师，由色密院的喇嘛官却丹达担任密宗学院的上师，由摩觉巴夏茸担任声明学院的上师，彭措赞林担任医明学院的上师。从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中召请洛色林哇等适合担任经师的大德十八人担任寺内的经师，并让从西藏请来的各位大德举行对辩。大皇帝对此十分高兴，赐给各位上师绸缎等物品，赐给僧人们半月形僧帽及银两等。

以上引文中所谓“声明学院”，亦称“时轮学院”，为雍和宫四大学院之一。其四大学院即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医学学院和时轮学院，皆与格鲁派六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只是规模上有所区别而已。这种细分学科、格局严密的风格，正是格鲁派不同于其他宗派的主要特色之一。特别是迎请西藏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德担任雍和宫各个学院的专业教师，表明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从雍和宫的整个布局来看，凸现了密宗的主体性。除了显宗学院外，其余学院皆与密宗紧密相关。密宗学院主要研究密宗义理，广授密法之灌顶和仪轨，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之门；时轮学院，系密宗传承，主要研习天文历算和修学时轮金刚乘等；医学院，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和《药王月珍》等，同时，举行密宗仪式。

雍和宫招收学僧的条件和要求极为严格，其学僧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和汉藏地区聪慧青少年中选送，其目标培养“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的佛教优秀人才，他们完成学业后在京任职掌教，或赴藏蒙地区办事。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同年中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以及汉、藏等地征集五百聪明博学的年轻僧人入雍和宫学经，其中显宗学院有僧人三百，密宗学院有僧人一百，医学及声明两学院各有僧人五十名。寺内经堂集会制度、说法听经制度以及日常规则等，都按佛法清规制定，皇帝也一再驾临寺内看视。由府库内按月给僧众发给薪俸。

雍和宫的僧人数目，虽在整个格鲁派寺院中不算很多，但在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可称得上“独占鳖头”。当时的雍和宫学僧，除在四大扎仓（学院）修习教法仪轨外，尚兼负到宫廷和其他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任务，并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清廷将雍和宫视作御用家庙，选派宗室王公管理事务，内设总管喇嘛印务处，管理京城、东陵、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地藏传佛教寺院。

雍和宫作为京城皇家第一大僧院，在京城、热河和五台山三大藏传佛教中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无论在举行大众法会，还是在僧人学经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雍和宫自身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或法会，又要遵循或仿照西藏格鲁派祖寺或大型寺院的正统仪轨。这样才能显示京城皇家第一寺院的至尊地位。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火虎年（1746）二月，在此新建的寺院中举行祈愿大法会，二月初一大皇帝驾临僧众之中，由章嘉活佛与噶勒丹锡埒图活佛进行对辩，由新建寺院的两部僧人举行立宗辩论，并由许多大德举行对辩，还仿照拉萨祈愿大法会，制定了授与学位称号的制度。皇帝并命章嘉活佛在御驾前，为集会的僧众讲经，赐给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以坐垫、靠背等用品，其下的喇嘛僧人等也依次赏给许多物品。这样，皇帝大法王及服事佛法的两位大德等，在此浊世为众生消除衰损，弘扬完整无误地阐明佛陀教法的黄帽派的教法，由于此善愿之力，君臣三人聚首建立殊胜的弘法功业，受到所有佛子们的赞扬，愿所有能观察思考之人都信仰和追随他们。

雍和宫通过举行大型法会并请高僧活佛讲经说法，使其成为皇帝亦喜欢驾临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普通僧众受戒修习佛法的僧院。尤其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雍和宫佛殿向乾隆皇帝传法授戒，成为雍和宫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盛事，后人称此殿为“受戒台”，供人们观赏和膜拜。

除了皇宫周边的藏传佛教寺庙群之外，在紫禁城内尚有富丽堂皇的藏传佛教密宗殿堂。然而，迄今鲜为人知。这些与紫禁城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藏传佛教圣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传佛教密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异彩纷呈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清朝政府出资新建或修缮藏传佛教寺院，是管理藏传佛教事务、治理蒙藏地区的重要措施之一。雍正皇帝曾指出：“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夷之向善者益众。”故清朝政府顺应蒙藏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最终实现大清国“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清乾隆时期，尤为尊崇和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乾隆皇帝曾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因此，以建造或修复寺院成为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