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旭：《南诏图传》与《白国因由》之比较

四、关于“封民之书”和“白文”问题

《南诏图传》“文字卷”第一化中有“其罗傍遇梵僧，以乞书敎，卽封民之书也”的记载。对此“封民之书”，有人说就是“白文”，如然，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梵僧能给白族人教白文吗？他懂白语，会白文吗？如果要教，也应该是教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吧。所以，这所谓“封民之书”，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白文”。但是，如果说“封民之书”不是“白文”，那么究竟又是什么文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弄清什么是“封民”，只要弄清了“封民”的含义，“封民之书”也就迎刃而解了。

“大封民国”即南诏国，这不假，问题在于“封民”为何意。有的说，“大封民国”之“封”古读如“帮”，而“帮”“白”音近，故“大封民国”即“大白民国”。果如此，则“封民”即白民，也就是白族人。此说从范义田到方国瑜，几乎成为定论，跟起风传的学者不少。当然，持不同意见的也不是没有。如说“封民”即白民，那何不直接说白民，而要绕一个大圈子呢？更何况，“帮”“白”只是声母相同，但并不同音。

对此，温玉成先生说：“‘大封民’即大梵天之异译”。他还认为，《南诏图传》中的梵僧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因为梵僧头戴“赤莲冠”，有胡须，似非佛教徒之像。而且梵僧在巍山顶向蒙细奴逻妻及儿媳“授记”时，“左有朱鬃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沙牛。”这里应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场面⑴。

此外，从南诏时期至今，滇池、洱海一带广泛存在的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也证明婆罗门教一度经蜀身毒道由印度直接传入云南。大黑天神梵名“摩诃迦罗”

（Mahakala），摩诃是大，迦罗是黑，意译为大黑天神。他的原型就是婆罗门教崇拜的大自在天王湿婆。白族和彝族把大黑天神当作“本主”、“土主”，是他们保境安民的土地神。现今滇池、洱海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供奉大黑天神的本主庙和本土庙。这是婆罗门教与当地巫教进行融和的证据。这些论点当然还可以讨论，其中也还有不少疑点。且不说公元9世纪，婆罗门教已式微，被印度教代替，何况佛教也吸收了不少婆罗门教的东西。

有趣的是，在大理民间，这位大黑天神竟然成了巍山人，是白王的驸马，三公主金姑的夫婿，他的江山是白王让给他的。只是这位“在寺为护法，在庙为本主，在世为人（仁）王”的伽蓝神相貌实在太丑，当然，面恶心善，其角色类似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对此当另文探讨，兹不赘言。

且不论温玉成先生的论点是否成立，“大封民”是否即“大梵天之异译”，但经此启发，我认为，所谓的“封民之书”并非“白文”，而应是梵文。其理由，一是历史上并无白文，特别是南诏初期；二是南诏、大理国皆采用汉语文为官方通用文字；三是大理地区梵文的使用一度很普遍，直至明末清初，墓碑上仍然用汉梵两种文字，但恰恰没有所谓的白文。据鹤庆金墩街《杨氏家谱》记载，他们的祖上曾经替人写梵文墓志，他自己会写，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明当时梵文已经成为死文字，但仍然在一定的场合使用。可喜的是，在我看到这个家谱后不久，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地发掘出了杨某所写的墓碑、墓幢，经我亲眼所见，上面的确有梵文经咒。

很明显，现在流传的《南诏图传》和《白国因由》两部作品，使用的明显都是汉字。诚然，其中也掺杂了一些自造的白语汉字。但我认为，所谓的“白文”并不存在，如果说有，也是在创制之中，即一些人用汉字来记录白语，再加上一些自己自创的符号，如大理一带用来记录大本曲的即是。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算说是文字的雏形，但是并没有形成为在整个民族内部通用的文字。就连公认为白文的《山花碑》所载的山花词（《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其所用几乎都是汉字，只有少数几个自造字，大多数还是汉语汉字的音义。

白族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这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悲哀，白族的历史文化没有能够记述下来，成为今天的一大憾事。从学习文化上来讲，对我们白族子弟也带来许多麻烦和困难。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我们就只有学习汉文化，接受汉文化一途。这样一来，白族的汉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对我们白族的现代化是大有帮助的。

五、关于“南诏”和“白国”称名

《南诏图传》中没有提及“南诏”一词，而《白国因由》则只言白国，也未涉及南诏。而且，更有趣的是，在《白国因由》中，就连“大理国”这样历史上有明确记载且沿用至今仍作为地名使用的国名，也甚少提及。如在开头说：“隋末唐初，罗刹久据大理国”。至“波细背幼主移居蒙舍观音授记第玖”中，有“汝主大理国土十三代也”一句，“观音口授方广经辞张敬入寂第拾壹”中，又有“细孥罗为大理国主，人民尽沐安乐”一句。“大理国”一词一共出现了四次，但说的都是南诏及其以前，而非人们所熟知的“大理国”时期。而且从文意上看，也不是指历史上的大理国，而是泛指大理地区。

《南诏图传》之画卷和文字卷中非但没有出现“南诏”一词，甚至连“诏”字都没有出现。而《白国因由》中，也仅在“观音累世行化救劫第拾陆”之开头出现“诏”字：“唐天宝八年，云南太守张虔陀贪虐无道，阁罗凤诏怒而杀之。事闻于上，上命元帅鲜于仲通并大将王天运二人领兵十万取大理。”这里称阁罗凤为“诏”，倒是符合“诏”字本义的，因为，“诏”即王、主之意。《南诏德化碑》就称阁罗凤为“蒙国大诏”。我们知道，“南诏”并非国号，而是唐帝国对当时的云南统治者的封号。所谓的“南诏国”、“南诏王”，其实都不存在，都是现代人的想象。“南诏”即南边的王者，如果在“南诏”后再加个王字，意思就成了“南王王”，显然说不通。

“南诏”既然不是国名，也不是民族之称。那么，历史上在云南存在的是什么国家（政权）？“南诏”自己的名称是什么呢？根据史书记载，开初称蒙国或大蒙国，后来改称“大封民国”，世隆时期中间一度曾用过“大礼”国号。

《新纂云南通志》编者评介《白国因由》时说：“但因所据者皆非信史，故所谓‘白国’，迄今尚难确定其有无。”而包渔庄氏在《民家非白国后裔考》中肯定地说：“所谓白国，本非实有，乃唐宋白蛮之所虚构。”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本非实有”是对的，但不能说是“唐宋白蛮之所虚构”。从种种迹象看，白子国的出现应是元朝以后，即在白人失去政权以后才出现的称号。

国家政权实体的存在。而“白子国’则是个子虚乌有的国名，却一直在文献和云南一些民族中流传。或许可以这样来解说：南诏是汉族文人眼中的僭伪政权，而白国则是一般白族民众心目中的民族国家。不仅是南诏、大理，甚至上追溯到汉晋以降，下至元代大理总管，因为都是白人当政的实体政权，所以都是白国。